“四七九”映像
（作者：韦云翔）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本厚厚的人生影集。
靠窗而坐，品一杯香茗，任凉风轻拂，翻阅过去的日子，其实相当惬意。
四年的大学生活，在求学阶段里最为厚重，它简朴却不失浪漫，平凡却不乏温馨，短暂却历久弥新。米*色的主楼、绿树掩映的教室、书香飘逸的图书馆，还有曾经居住的灰暗西南楼、弥漫臭豆腐气味的饭堂、人气爆棚的小书店、闪烁名贤光彩的新一新二教室……校园里的一景一物，一张张亲切的笑脸、一个个熟悉的身影，构成了我人生中最美的风景。我常常在梦里欣赏这些风景，不能自已。
一、初来乍到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日九点十分，南宁至北京的5次列车抵达北京。我和白荃、梁谷子等同学揉着惺忪的睡眼，背着简单的行囊，随着下车的人流走出车站。
我们三个，是在得到北师大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后才认识的。当时，招生办的工作人员很负责，为了让广西考进北京读书的学子能互相照应，都会告诉一两个人的地址和电话，让大家相约结伴同赴北京。我很惊讶，白荃所在的单位市*校与我所“搵食”的工厂竟然就一墙之隔，原先曾擦肩而过的陌生路人现在终因一纸录取通知书成为了同学。
我很快找到了他。那时，烈日当头，光线有点刺眼，他从一个小坡上的平房迎出来，戴着一副*边框眼镜，笑眯眯地看着我；刚理过发，衣着整洁，看起来很精神很儒雅。我听见有人称呼他白老师。寒暄几句后，我俩就商议买车票的事情。不料回到家后，扎着两条短辫子满脸稚气的梁谷子又按招生办老师吩咐找到了我。于是，我们三个委托白荃的一个朋友统一买票，一同赴京。
三天两夜的旅途着实熬人，出得站来，脚背有点浮肿，走路有点趔趄。但坐上学校的接新生大巴，穿行大街小巷时，就像打了鸡血针，异常兴奋。窗外，京味京腔扑面而来，小贩使劲吆喝卖桃，老大爷摇着大葵扇扎堆侃大山，古朴斑驳的四合院和红墙碧瓦的皇家建筑交相辉映，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金水桥、天安门、新华门披着朝霞熠熠发光……这些从电影和画报上看到的景物由远而近亦真亦幻出现在眼前，顿觉一阵眩晕，心底满溢幸福。
大巴七弯八拐进入北师大校门，停在主楼前。欢迎新生的大红横幅让人眼前一亮。错落有致的花坛、花盆，月季和秋菊绽放艳丽吐着幽香。新生报到桌一字排开，热热闹闹喜气洋洋。我们仨挤到中文系报到处，办了报到手续，领到了校徽和饭票。
“同学，请跟我来！”一个高个小伙子热情地招呼我们。他的头发短黑如刷，小眼大耳，脸型有点尖长，肤色偏黑，上着蓝背心，下穿浅*色西装短裤，脚踏宽边橡胶凉鞋，一口很“卷舌”的京腔，看起来就像学校精干的后勤人员。我和白荃跟着他来到面向锅炉房大烟囱的西南楼。白荃住，我住。
寝室里，右侧靠门的架床下铺，坐着一位先生模样的人，头发盖耳，天庭饱满，那眼镜的镜片厚得像啤酒瓶底还泛着白光。他站起来伸出手字正腔圆自我介绍：“我是邓民兴，西安的！”我俩握手之际，忽闻身后有人说：“哦，来了！”只见一体态很苗条的高个子拿着两个碗走进来，剃过光头的头发初长，尖脸黧黑，双眼又圆又亮。他就是王坤，那时真的很精瘦。他告诉我们，刚吃饭回来。没吃饭就赶快去，晚了没菜。老邓备有碗，我则借了王坤的碗，我俩就直奔西饭堂。
掀帘而入，只见吃饭的人排成一行蛇形纵队，队前端摆着三四张桌，上置两大盆白菜和马铃薯肉片，大蒸笼里的大白馒头和金*色窝窝头特抢眼诱人，还有大桶玉米糊热气腾腾。一个师傅发馒头，一个师傅打菜。吃饭者需备两个碗，一个盛馒头，另一个盛菜。每人得的菜和馒头都一样，如不够吃，可吃不限量的窝窝头和玉米糊。
在队列旁边，站着一个矮胖大师傅监督排队秩序，他赤着上身背着双手挺着滚圆的肚子，肥肉雪白，圆头大耳，脸色红润，光头锃亮，活脱脱一尊弥勒佛。久不久听他亮嗓“提醒”几句，那绝对像听一段京剧，底气和腔调“杠杠的”，声音清亮而富有穿透力，令人忍俊不禁。
吃完饭回来，忽闻一阵*号响，该午休了。听说早上还有起床号，晚上有熄灯号，有点像*营管理。
此时寝室里又增两人。斜躺在床上吸着烟、长头发、宽黑脸庞这位是李景章；壮壮实实说话带有江浙舌尖音的这位是胡吉省，他正使劲擦拭床板。打过招呼自我介绍后，大家就开聊了。王坤说他提前三天来报到，第一个入住，把校园逛了个遍，主楼的电梯也上下了几回。胡吉省则绘声绘色讲他赶路挤火车的经历，说话间还掏出一袋茶叶蛋，请大家分享。这袋茶叶蛋估计有二三十个，我们吃了两天都吃不完。我也拿出从南宁带来的菠萝请大家共享。这种长满三角疙瘩如拳头大的椭圆形水果散发浓郁的香味，大家觉得很稀奇。
正聊得热闹，那位穿背心短裤的“后勤人员”又来邀我们去拉托运来的行李。他蹬着三轮车，我们在后推，把行李拉到了寝室。接着，他又通知其他寝室的人和他一起去拉行李。从下午到晚上，他一直马不停蹄汗流浃背满脸通红地蹬着三轮车。
傍晚时分，本寝室最后两位终于现身。油亮大分头、白净脸、穿一身*服脚踏大皮靴的这位是刘玉畅，他很快跟李景章成为烟友，两人不停地相互敬烟抽烟，起初我还以为他是送家里人来上学的*人；另一位英俊白脸小生斯斯文文的，他就是张旭，北京人，他的行李最简单，一张席子和一个小旅行袋就是全部家当。
晚上，刘玉畅打开一瓶从江西带来的四特酒，往室友们的碗里或茶缸倒，顿时酒香四溢。室友们举碗相碰，颇有点“梁山好汉”聚义的豪气。喝了酒，各自上床。李景章情不自禁，诗兴大发，吟起其新写的诗作。接着刘玉畅哼起印尼民歌：“河里青蛙，从哪里来？……”大家跟着哼唱，连唱了十几首歌。高潮迭起，胡吉省好像还以脚跺床助兴。
闹腾够了，大家鼾声四起。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将来京第一天所见捋了一遍：第一次见天安门、报到注册、排长队吃饭、校园*号、碰碗喝酒……这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天，也是最充实最新鲜最快乐的一天。
二、同学情深
大约是报到后第二天，三个班都在西饭堂门前首次排队。这时，我才知道，那位穿背心短裤满头大汗为我们服务的“学校后勤人员”名叫张文澍，是我们同学、三班的班长。他住在北大，父亲是北大教授。我的天，这些信息让我惊诧了好一会。我在心生感激的同时也感到有点愧疚，大家都是同学，可是我却心安理得地享受他多次热情周到服务。这份同学情，来得那么突兀，那么深沉。
七九级在年龄和婚姻状况上已有限制，必须未婚，年龄不超28岁。记得开学没多久，一班有位来自广东的同学据说隐瞒婚史被退学。那天我刚好从水房走出，看见一班王海吟、高亚彪、谷文雨等几位同学帮这位可怜的同学抬着一个木箱子送他离开宿舍，他一边走一边哭，这情景真是扎心。送行这几位，也黯然神伤。虽然相聚没几天，但有一位同学以一种无奈的理由和方式如此离别，实在很残酷。
到校很重要的一件事是写家信。我们的信箱编号是“四七九”，“四”代表中文系，“七九”就是七九级。好多同学自告奋勇争当送信员，高振友、徐新民、蔡向东、章平……他们是幸福的天使，常给我们带来家人的温暖和牵挂，带来朋友的问候和乡愁。每天，他们轮流捎来一大堆信，挨个进寝室读着收信人的名字，声音脆脆的，让人听得很亲切。当然，高振友送信是东北风格，更快更干脆，人没到声先到，三两下就将信发完，弄得王坤常追着他屁股问有信没有。
班里的女同学也是“侠肝义胆”。在三班三组召开的会议中，王晓娜、蔡丹丹、杜一力等同学提出，男同学如果需要洗被面蚊帐缝被套等帮助，可言一声，她们会尽力而为。会后没几天，还真有男生得到洗被面缝被套“服务”。后来吃饭方式改革，每人得发菜票、米饭票、面食票、杂粮票，有的食量大的同学不够吃，也常常得到女同学的支援。生活委员王晓娜，更是一个尽心尽责的热心肠“大管家”，对人非常热诚，办事认真细致，每个月总是提前将饭菜票分发到每个同学手中，交代得清清楚楚不厌其烦，从没出过差错。对于男生宿舍出现的个别不和谐现象，她和女班长曹慧一道干脆利落“断案”，三番五次检查“整改”情况，促进同学团结。
互助和友爱，是“四七九”的永恒主旋律。即便毕业后各散东西，也没有丝毫改变。那时，虽然分三个班，但经常一起上大课，跟一个班差不多。无论哪个班，只要有同学需要帮助，大家都会义无反顾伸出援手。
二班的胡德椿，年纪小个子小，戴着一副白边框眼镜，总是笑眯眯的，一脸的天真无邪，室友们称他“细佬哥”。突然有一天，我发现白荃和张文澍、郭辉图、徐新民、蔡向东、李蔚青等人轮流背着他下楼，又背去教室。听说他的腿跌伤了。持续好几个月，都是同学们尤其是同寝室这几位照顾，帮他打饭打热水，背他上厕所上教室。太不容易了。每一次艰难挪动，趴在同学背上的“细佬哥”都能感知到同学们的温情，他把这点点滴滴记在心里。二十多年后，他诚邀全年级三个班的同学赴江西婺源聚会，把食宿交通等费用全包下来，并且全家人来当“服务员”“导游”，足见“细佬哥”对“四七九”这份沉甸甸的同学情是何等的上心何等的珍重。
在“四七九”这个群体里，有些小事情小细节看起来很平常，却从另一角度折射出我们的同学情不但有温度有厚度更有深度，它甚至能深及人的精神文明世界。
那时，男生流行说北京话里几个粗俗的“国粹”词语。我当时有点木讷，白话口音重，舌头该卷不卷不该卷却卷，上语音课很费劲，可模仿别人说那几个有如“口头禅”的“国粹”词语却说得很溜，张嘴就来，好像很接地气（还好，还懂得分场合，有老师在女同学在那是不敢说的）。我的老乡、同学、室友白荃，听得很刺耳。有个晚上我俩下自习走回宿舍，他一脸严肃一字一板地告诉我：“其实，无论白话和普通话，讲粗口话真是不好……”他还说，如果你愿意，我帮你纠正过来。我愣了一下，想想自己好歹也出身书香之家，说粗口话确实不好，就欣然接受了他的提议。
于是，他给我立规矩:从现在开始，只要讲一个“他妈的”之类的词语，就罚一毛钱。我同意了。哪知回到寝室没多久，就被罚了三毛钱。原因是在和郭辉图蔡向东等人聊天中，那个“他妈的”就像一句话的过门，张嘴就溜出来。白荃哈哈大笑，我违规一次他就向我伸出一个手指，然后拿出一张纸记账，注明日期。到月底统计，我已被罚了将近五块钱。兜里没钱可罚，那就记账。如果下个月违规次数不见减少，每次的罚金将从一毛变为两毛。所有罚金在适当时候返还。在白荃打磨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自我管控，我的“语言习惯”终有明显改变。
为了锻炼我的社交能力，出门去琉璃厂等地方，白荃总叫我去问路或打听在哪能买到某本书，问完回来，他笑着帮我总结得失，让我注意讲话的语气等等。另外，他知道我是“冲凉房歌星”，喜欢哼几句电影插曲，但哼不对节拍，有几天就在寝室里以《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歌曲为例教我节拍……白荃给我的这些“私货”，真让我终生受益。
四年同窗，白荃和我简直就是形影不离的兄弟，我俩一起去上课一起去吃饭一起回寝室。他对我的关照真的太多太让我不好意思。比如，在饭堂吃饭，月初我总喜欢大吃一点，到月末就基本是吃素。而白荃就很会“过日子”，吃素吃肉安排得比较均匀，月末看见我吃素，知道我菜票不够，就常常多打一份肉菜如马铃薯肉片之类的倒进我的碗里。如此次数多了，我也学他“过日子”，他吃素我也吃素，他吃肉我也吃肉，省得他再多打肉菜接济我。
那年头，放假回一趟家真不容易。白荃家里经济条件好，暑假寒假他常回去。每次回去他都去看望我的父母，并捎来我母亲包的粽子等家乡特产，向我详述我家的情况，以慰我思家之苦。
在毕业进入倒计时的十几天里，他和岑玉珍陪着我去游了潭柘寺、卢沟桥、十三陵等名胜古迹，依依惜别之情尽在不言中。白荃和岑玉珍对我的这份同学情甚至绵延惠及我的女儿。我女儿在首师大读研期间，白荃夫妇隔三差五整一些两广风味菜请我女儿到家享用，对她悉心呵护……
有时我在想，白荃和岑玉珍是不是前世就跟我相识相知，甚至就是我的兄长和大姐，否则，我无法解释他俩对我的这份同学情那么清纯那么深厚那么绵长。
三、课外之乐
对我而言，从嘈杂的车间转到宁静的校园，从一个车工转换为一个大学生，多少有点不适应。在二十二岁的年纪，又背起书包上学，这感觉有点怪怪的。上英语课、语音课，感到相当吃力，英语选择了慢班，从最基本的国际音标学起。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好多同学由于底子厚实，无论学啥都那么轻松，跟玩儿似的，课外活动也格外丰富多彩。周末，常见李惊涛背块画板去写生，想想看，寂静的白桦林中透着明丽的阳光，绿茵茵的草地上端坐着一位帅哥在潜心作画，这画画的人心境是何等的怡然，看画的人又是何等的羡慕。喜欢旅游访古的蔡建华，也悠哉游哉地逛胡同游后海，晚上回来就开聊一些稀奇见闻。李雷和曹溯芳、温琪、葛菲等人则在寝室里忙着编排某个小剧或为某个剧本配音，同学们走过楼道，都能听见他们声情并茂的台词。而赵廷昌、尹小刚常来和刘玉畅欢谈，商量去看啥展览、演出。吕华明兴致勃勃来和李景章下棋，常常战得难分难解。
当然，也有不少同学没有周末概念，天天都按既定计划作息学习，例如*易青、王坤、张卓玉、尚学锋等人，他们可是以学为乐。午餐和晚餐后，张旭、王坤、胡吉省等人，还习惯临帖挥毫练字二三十分钟。真是各有所学各有其乐。
开学将近一个月，彼此的脾性也磨合得差不多了，不知是谁策划了一次“四七九”联欢会，让我们见识了来自五湖四海“天之骄子”的多才多艺。
那是一个阳光柔暖的下午，地点好像在教室楼上最靠西那间教室。首先上场的是最能体现中文系学生风采的诗朗诵。陆芸、郑华、吴峥岚……她们朗诵的是《致橡树》之类的经典名篇，有的还配有音乐。朗诵水平绝对不亚于电影配音演员丁建华。随着美妙音乐的铺垫演绎，她们以甜美的声音充沛的感情挖掘作品的内涵，诠释原作的主题，张扬诗歌的艺术魅力。颂者如梦如幻，听者如痴如醉……
在一片掌声中，刘勇、杨红宇一人提着一把小提琴登场。刘勇就像医生家庭长大的白胖小男孩，脸蛋白里透红，衣着干净清爽，白衬衫塞进西装短裤裤头。他抬头看了一下大家，略显羞涩。杨红宇比他高一头，戴着一副眼镜。两人看起来像姐弟。他俩对视示意，开始演奏《梁祝》，琴声时而如泣如诉，时而欢快跳跃……令人似乎看见一双蝴蝶在花丛草地翩翩飞舞演绎一出悲剧。这非凡演奏功力想必是从小就被父母或老师打造的。
接下来，梁工和王革合唱苏联歌曲《小路》，吴伟凡和徐承敏合唱《红河谷》，曾大力独唱《浏阳河》、顾海音独唱《谁不说俺家乡好》……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老歌让大家的思绪在中外瑰丽的田野山川切换徜徉，感觉实在爽，大巴掌啪啪响。真想不到演唱者的唱功和音色如此了得，女的如李谷一，声如出谷*莺；男的如蒋大为，唱得余音绕梁。这就是“四七九”，藏龙卧虎，不露声色，稍展身姿，必现霓虹。
压轴之作是郭辉图、张文澍的相声。两人一捧一逗煞是卖力，可惜我听不清他俩说啥，只见郭辉图身穿一件灰*色风衣，如上海滩的许文强，忽而离开张文澍一两米忽而又转回来，一边说还一边比比划划，逗得笑声一片。
这场联欢会历时一个多小时，它的可贵在于“纯天然”“原生态”，没经过彩排，没有化妆，说上就上，本色演出。“四七九”的实力可见一斑。临近毕业，“四七九”也有节目参加在北饭堂举行的学校汇演。鲁迅的《过客》，被李雷别出心裁编排出一个短剧，李景章饰演“老翁”，李惊涛饰演“过客”，曹溯芳饰演“少女”。这三个人物在现代爵士音乐伴奏下慢慢地走着，在黑暗与光明、历史与现实中穿越……
这种本应由专业艺术大师创作创新的艺术形式居然出自几个非专业的在校普通本科生，实在令人惊叹。好多年后我向同事提起这件事，同事说：你们这些同学是人中龙凤，个个都是经过“十蒸九晒”的精英。这话，我信！
大约一年后，男生宿舍作了一次微调，我和白荃、王坤、蔡建华、龙思谋、蔡向东、郭辉图同住寝室。老蔡老龙来自广东，我和白荃来自广西，两广白话常令蔡向东等室友听得不明不白又忍不住笑。老蔡老龙爱开小灶，自己用煤油炉煮饭菜。相距不远的上海阿拉顾国星也小试身手炒菜。楼道里粤菜沪菜香味四溢，尤其是阿星炒鸡蛋真是厨艺过人，那鸡蛋金*滑嫩令人唾津暗溢。有一次三班三组同学大家凑一些杂粮票去北太平庄换了一只鸡和几个鸡蛋，再去饭堂打了几个菜，全小组聚餐，欢度某个佳节。席间大家还喝了一点小酒。我也终于品尝到了阿星的炒鸡蛋，的确嫩香无比。
有段时间，大家像着了魔似的看中国女排争夺世界杯。水房里摆着一个大电视机，观众拥挤不堪。荧屏里伶牙俐齿的宋世雄不断以惊诧欢呼调动观众的情绪，烘托爱国主义主题，点燃观众的激情，引起一阵又一阵欢呼浪潮，连一些平时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同学也受了感染早早就来等着看球。每一场比赛都那么扣人心弦令人热血沸腾。随着铁榔头郎平一记重扣，中国女排拿到了冠*。全场观众欢声雷动，欣喜若狂。
接下来又是中国足球雄起，风头直逼中国女排，容志行、古广明等球星光芒四射。中国队赢了科威特队，球迷们更是游行狂欢，外系有个别人失去了理智，竟点燃扫帚凳脚庆祝。一场球的输赢，竟被提到了爱国的高度。
在这种狂热的气氛下，体育委员李雷组织我们打篮球排球，大家自然是踊跃参加。我自小住在校园，对球类运动并不陌生，凡有机会都会去凑一下热闹。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班和二班的风沙足球赛，至今仍记忆犹新。二班守门员是高大魁伟的成熟美男常汝吉，他穿一套蓝色运动服，还套了护膝护腕，这身行头显然是要扑几个球让大家开开眼；后卫有章平、胡德椿、高振友、薛继*，前卫是宋贵伦、刘刚、尹小钢，左边锋是邱富常，中锋是许力，右边锋是白荃。三班的守门员是张旭，他没穿运动服，忐忑不安地站在球门前，不时叮嘱胡吉省要离他近一点帮护门；后卫有刘玉畅、胡吉省、邓民兴、蔡建华，前卫是顾国星、王临惠、朱庆明，左边锋是赵廷昌、中锋是李景章，右边锋是我。
其时大风呼啸刮起满天*沙，大家全然不顾。许力右脚一拨，把球传给老邱，这场没有裁判的球赛就算开始。没想到老邱那么神勇，三下两下就晃过我方后卫，左脚劲射，张旭还没回过神来，就被破门。轮到我方发球，李景章把球传给赵廷昌，赵廷昌被宋贵伦和刘钢围堵，把球传给顾国星，不想被许力拦截，许力带球与白荃配合，又破了张旭的门。
才十几分钟，三班就输了两个球，阿星急了眼，扯着嗓子呼唤大家采用狼群战术，盯死老邱和许力，只要他俩得球，就群起围攻。无奈老邱像只敏捷的豹子，左冲右突冲破重围，又下一城。远观老常营门，老常闲得慌，和章平德椿逗乐解闷；章平说三班就是科威特队不禁打，说完还玩了两个侧翻……
也许是二班大意或者是“放水”，三班得球终于能压过中线。我接阿星传球将球带进球门附近，不料斜刺里冲出高振友，如坦克横在我面前，球被弹回，几个人混战争抢，李景章趁乱将球拨进老常球门。
接下来，局面依然是三班被压住打，李景章自己当守门员，将张旭换为后卫。最终是二班以五比一胜了三班。这是我踢过的最狂野的足球。收队回宿舍，个个都像泥猴，头发、脸、衣服裹着一层*土。
那个时候，连学校饭堂的年轻师傅也为足球发狂，为了能在中午一点踢球，他们不惜坏了规矩，早早就驱逐吃饭的学生，让学生们在一点前吃完饭离开。那天，好像老师讲课拖堂，我们下课来到东饭堂已十二点半。饭还没吃到一半，就有人来催我们赶快吃。到十二点五十分，又有一个愣头青来叫我和白荃马上走。白荃不服，问他凭什么。这家伙二话不说，揪着白荃的衣服想往外拖。撕扯中，竟把白荃的灯芯绒上衣给撕裂了一个大口子。饭堂班长和两个人冲出来抱着这个愣头青把他推开，不住地向白荃道歉。后来，饭堂班长还赔钱给白荃，请求白荃息事宁人饶了那个愣头青。
在八十年代，我们和许多人一样，被中国足球消费了太多的热情，最终被伤透了心，至今我都没再看过一场中国足球队的比赛。
所幸的是，我们目睹了八十年代的华丽转身，感知着它跳动的脉搏和勃发的活力。我们且行且珍惜，把一些趣事、愿景、见识和善缘打包收藏。每当听到电影《知音》的主题曲“山青青，水碧碧，高山流水韵依依”，我都想“嘚瑟”一下告诉在座的朋友，我和“四七九”的同学曾是这部影片里某个场景的“群众演员”，那些身穿长袍马褂、举着“打倒卖国贼”横幅、挥舞拳头怒吼的“五四青年”就是我们。那个在马队冲撞中英勇无畏的漂亮女生就是我们一班的同学江萍，那个大义凛然抵挡警棍的瘦高个就是薛继*，还有队列中一闪而过的戴着眼镜的学生名叫白荃，另一位戴着鸭舌帽的女生名叫周莹……如果能回放慢放，我还能认出哪个是我们的同学。
电影是当时承载时代使命最重而最大众化最感人的艺术形式，能从电影之外的看客变成电影之内的群众演员，哪怕是短短的瞬间，都令人感到光荣而自豪。在拍摄现场，许多同学纷纷合影留念。若干年后，这些照片将见证我们对中国电影的微薄奉献，并常常溅起我们记忆的浪花。
此外，我们还参加了电影《武林志》的拍摄，那些在看台上为中国功夫呐喊助威的“工商界人士”就是我们。拍于某个寒假，耗了好几天，都在摄影棚里呆，时站时坐，无聊至极。最后所得“片酬”好像每天八毛钱。记得是尚学锋拿回来分发的，他边分发边开玩笑：“演员们领片酬啦……”虽然钱不多，但毕竟是真的“片酬”，令人不禁心中窃喜了好一会。
……
我们的大学生活，就是如此多姿多彩。整一壶茶慢慢道来，几宿也扯不完。
四、师恩难忘
在大学念书，课程多，老师也多。即便同一门课，也由几位老师各讲一段。大师云集，风格各异。老师们讲课，注重教书育人，以德为先。
刚开学没几天，在新一教室，慈眉善目满腹经纶的启功先生就给我们新生上了两节课，讲的就是治学之道为人之道。那天，他把秃顶周边稀少的白发梳得纹丝不乱，穿一件白色圆领老人衫，着一条有点松垮的西装短裤，脚踏一双皮凉鞋；在转身板书前还不时提一下裤头，也许皮带有点松。写完“师范”两个字，他笑着问我们何为师何为范。讲解完师范的涵义，他又勉励大家要努力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作为未来的人民教师，一定要比常人有更高的道德修养和境界。接着，他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阐明“师傅带进门，修行在个人”的道理。他说陈垣老校长当年就很看重修行在个人，告诫他要注意自学勤学杂学。如今，他也希望在座者能注意拓宽知识面，养成良好的习惯，比如兜里常备卡片纸片，随时把学习所悟或要点出处等记录下来，长期积累必有所成。他还说，好学和勤勉是学习的拐杖……
两节课的时间很短，但其浓缩的道理却让我们回味很久，受益一生一世。
负责“四七九”学生管理的是骆增秀老师。她面对的是这样一个群体：年龄层次不一，从十七八到二十七八，相差几岁甚至十多岁，大和小如何相处？还有地域差异、生活习惯差异、性格差异等等引发的一些小问题和小矛盾，这些都让骆老师操尽了心。她采取的是“大管（帮）小”策略，让大哥大姐们当班长，帮助照顾弟妹，大家相处得颇为和谐。此外，她还常常一大早就来督促检查各班早操情况，与各班班干加强沟通，及时解决一些问题；晚上也常来宿舍巡查。这种“严宽相济”的管理方式显然是行之有效的。平时遇到有家长来看孩子需要安排住宿，这本是骆老师职责之外的事情，可她也尽心尽力帮安排……
回想那几年，骆老师也就三十来岁，刚生完孩子不久就给“四七九”“当家”，家事公事一大堆，的确不易。
都说严师如父。有严师管教，这是学生之幸。系总支书记龙德寿先生就是严师之一，他对学风纪律的管理非常严格，“训话”绝对不留情面。“训”话时语气激昂，脸膛通红，每句话都如重锤敲心击脑，令人心里发怵，全场鸦雀无声。无论多倔多牛的学生，在他面前就是做了错事低着头搓着手板的孩子，表现出少有的温顺。
好多年之后，有一次他带着朱瑞平来广西大学出差。忙完公事，他和瑞平光临寒舍和我叙旧。闲谈中我借着两分酒力，斗胆跟龙先生说，在学校的时候，我们挺怕您的，您要求太严格了。他听后哈哈大笑，说你们那时还小还不成熟，不严格就对不起你们的父母……
李修生先生是元代文学研究的专家，他讲元散曲元杂剧非常投入，端出来的好多都是他的研究成果。他朗读作品很有韵味，声音浑厚而有磁性。每次上课他总是提早到教室，以便于和学生交流，了解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掌握程度。他给人的印象是非常随和，师生聊天颇为轻松。可有一次课堂提问，一连问了两三个同学，都答得似是而非。他就忍不住声色俱厉痛批这种不认真做笔记、不认真预习的现象，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来气……从那以后，大家可不敢偷懒了。
葛信义先生开一门选修课，专讲标点符号。起初，来听课的有十来个，后来，也许是有人觉得简单，就不来了，听课者只剩七八个。不管来多少人，葛先生都是认真备课，并准备了一些课堂作业。每次上课前，他都要打开花名册点名考勤，对缺课者严肃批评，没有半点含糊。
其实，葛先生这门课实用性很强，他广泛收集了报刊上很多误用标点符号的案例，并把它印发给我们改正，然后逐一评点，指出错在哪里，讲清楚为啥这样改。我真没想到，毕业后，我从事新闻采编工作，这门标点符号的选修课让我受益匪浅。在全国晚报编校质量评比中，由我参与把关的南宁晚报一举夺得编校质量优胜奖，其排名甚至还在某些著名大报之前。夺得此奖真不容易，有无*治或知识性差错、有无语病、有无错别字、有无标点符号误用等等一项一项打分扣分，错个标点符号要扣0.5分。
得奖后，总编拉着我赴北京京西宾馆参加颁奖典礼。捧着奖杯我在想，幸亏这门标点符号的选修课我认真学并坚持到了最后。也许正是某几个标点分使我们跃居前列拿了奖。
还有一位恩师以他的宽厚、豁达和善良深刻影响了我一生，他就是秦永龙先生。他个性温和，行事低调，对谁都客客气气的。当时他在古汉语教研室任教，长期从事古汉语文字学书法学研究，著有《西周金文选注》等，后任艺术与传媒学院美术与书法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师从启功先生，书法有较深造诣，著有《书法概论》、《书法教程》等。他和我的“相遇”，说来有一段故事。
七九年高考，我的分数刚超过重点线一分。填志愿时，为保险起见，我全填广西的学校，广西以外的一个也没填。万万没想到能被北师大录取。拿到录取通知书时，我懵了，尤其是信封上的名字是“韦云祥”，我就以为是搞错了。可打开信封，录取通知书上又是我的名字。我心头密布疑云，生怕弄错了被人笑话。厂里的工友们说我“走了狗屎运”，“命中遇贵人”，不然怎能上北师大？
报到那天晚上，有位戴眼镜的老师到寝室找我。他就是秦永龙先生。他看着我微微一笑，说：你呀，差点就错失了来北京读书的机会。他说他是广西荔浦县人。他和另一位老师到广西招生。在招生快结束时，他想自己是中文系的，如果再能要一个语文成绩高一点的就更好了。他把这想法提出后，招生办的工作人员经过筛选，把我的材料递给他，说这个考生不知怎么回事，总分已超重点线，语文得88分，却一个省外的学校都不填。秦先生看了材料，表态录取。但他叮嘱工作人员，最好打个电话到我所在的工厂，问我是否愿意上北师大。该工作人员说，不用打了，上北师大是求之不得的，没有人不愿意。就这样，我通过“捡漏”进了北师大，“命中贵人”就是秦先生。秦先生担心我没来报到，就特意来寝室了解。
听了这段有关我的故事，我激动万分，不知如何表达我的谢意，只会看着秦先生傻傻地笑。
那几年，秦先生对我和白荃真是厚爱有加。节假日，秦先生常请我和白荃到他家吃饭聊天，夫妻一道忙着做好吃的款待我们。聊聊我们的学习情况，聊聊家乡，聊聊书法。我在厂里本来就喜欢写写画画，常被抽去出墙报，也被父亲所逼临过帖，于是偶尔也拿过在废报纸上书写的字去请教秦先生。只可惜，没能坚持，错失了向秦先生学书法的良机。所以，每当我想说秦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时，就有点底气不足，因为秦先生有心想教我书法，而我却朽木不可雕，真是辜负了秦先生的一片苦心。
眨眼之间，就大学毕业了。毕业前夕，秦先生请我和白荃到家吃饭，并赠以墨宝，然后偕妻带子与我和白荃在图书馆前面的花园照相留念。之后，还专门到寝室帮我绑扎行李……这份情真是太重，令我泪水难忍。我回到南宁后，秦先生依然关爱绵绵书信不断。我每次到京，也必去探望秦先生，师生二人小酌，微醺陶然而归。
秦先生与我非亲非故，却给我如父如兄的爱。有师如此，三生有幸！
在茫茫人海中，有的人相距咫尺却永不相识；有的人天各一方却能一见如故。这是一种缘分，甚至是一种宿命。我相信无论前世、今生、来世，“四七九”都是我们的家，我们永远都是好同学、好兄弟、好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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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的魅力
——南宁教工大楼忆旧
（作者：六一）近年来，“共享”刷爆了网络，“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共享经济”……“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里“共享”上榜。可这个共享，注入了利的因素，不是我想要的共享。我想念并回味另一种自然而纯粹的共享，它不含私利，饱含真情，充满温暖充满爱，在道德高地放射出夺目的光华。我的身边不乏这样的共享，五十多年前，我们教工大楼的住户们就共用厨房、冲凉房、厕所、水池，甚至还共享一块生姜、一锅热水、一本旧图书、一辆破单车……这个特殊“教师之家”的锅碗瓢盆曲、互爱互助亲如一家的邻里关系、热热闹闹快乐和谐的家庭气氛，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邕味“七十二家房客”的精彩演绎。
热闹的新家
大概在一九六五年，南宁市教育局在原南宁七中（今一职高）足球场旁靠近华西路一侧建了一栋“教工大楼”，以缓解南宁市中小学老师的住房困难。该楼有三层，白墙红瓦，楼旁栽有桉树苦楝树等树木。每层楼共有二十间房，南北各十间，中间是一条楼道。每间房约二十平米，房门对房门。这样的筒子楼，在当时来说，算是很漂亮的宿舍了。它的竣工，是南宁市教育界的一件大事，体现了*府对教育工作者的关怀。
由于楼小房少，能分到房间的学校不算多，而且每所学校得到的房也就两三间，原则上每户人家只得一间房。得搬新家的老师欢天喜地陆续搬来后，却为如何妥善安置大费脑筋，尤其是人口多的家庭颇感头疼。狭窄的空间，安得一张大床和一张架床后已难以安放衣柜书架杂物，好在老师们都穷，没啥家具，大部分家庭挤一挤挪一挪，基本都能住下。有几家人口太多实在挤不下，申请获批多住一间；有的人家不多不少，多占一间也显奢侈，于是两家相似情况的老师商量，一家住半间。卫国一小梁懿清老师的妈妈和莫毓芳老师的阿婆就共住一间房，两家人各住半边，各安一张床。两个老太婆每天忙完了家务就开聊，聊聊自己的孙子爱吃啥，聊聊田鸡怎样，聊聊旧时南宁街如何热闹……两家人的小孩也不时进进出出，听听老人家说说旧事旧闻。想想看，两家人各住半间房多么不便、多么不易，两家人脾性再好也难免有磕碰的时候，然而，这些合住的人家一住就几年，竟然就像一家人一样和睦相处，从没有过不和谐的声音，令人难以置信。
安顿下来了，还要面临宿舍附属设施简陋和不足的困难。整栋楼四五十户人家要共用两个厨房、一个厕所、一个储水池、四个水龙头、六间冲凉房。洗碗洗菜洗衣服冲凉上厕所等等都要排队。但大家都相互谦让，达成默契，急者长者优先，比如煮饭炒菜急用水就可优先接水。大楼没有物业管理，住户来自几十所学校。最早搬来的新阳小学的凌冠聪老师义无反顾出任“楼长”，大家有啥事都找他。他是个热心肠，没有一分酬劳却随叫随到为大家服务十多年，一直坚持到搬离大楼为止。
*昏时分，是大楼人气最旺的时候。宽约四十多平米的共用厨房里，烟雾弥漫，油烟呛鼻，凌家忙煎鱼、杨家忙煲汤、奚家忙蒸蛋……烹调中谁家酱油不够或忘了买姜，急切之间，总有邻居递来酱油或姜块。人们切菜炒菜，有说有笑。凌家阿婆教大家田鸡，左手抓着田鸡肚，右手以刀背拍击其头部将其击昏，然后剖肚掏肠，三两下就处理好。接着腌制烹调，不一会，一道香喷喷的葱烧田鸡就做好了。厨房中间是一个长方形案台，每家一个砧板，一列排开，煮好的菜临时放在砧板上，由各家的孩子端回家。孩子们珊珊而入，往往顶不住香气诱惑，一边端菜一边不顾烫手顺手拈菜麻利地塞进嘴里，那馋样常常引来大人一阵哄笑。水池旁冲凉房前，大家轮流接水洗衣，排队洗澡，喧闹如圩……
晚上，孩子们在走廊铺了两三张凉席，七八个新认识的小伙伴滚在上面聊天嬉闹。有的喜欢到足球场追逐疯跑，在足球场旁的木头堆旁玩捉迷藏，玩累了跑累了就坐在木堆上胡编故事，大家笑到肚痛抽筋。有人还回家拿来食品分享，一个小馒头每人得分一小坨，一片酸木瓜一块酸萝卜每人咬一小口，咬的时候还要算一算有多少人，不要下嘴过大多咬多占……这样的共享，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绝对是不可思议的，但在当时，我们真的经常这样做，想起来都忍不住落泪。
窄长的楼道，光线不足比较黑暗，如果对门人家把门关上就更不利通风采光，因此只要有人在家，人们都会敞开门，这也为孩子们串门提供了便利。孩子们从一楼逛到三楼，把小伙伴家当成了自己家随便进出。大人们对于邻居的孩子总是呵护有加，从不给以脸色从不阻拦。市教育局的*云梯老师家是号，他家孩子三男二女，人气很旺，大大小小的孩子从早到晚总爱在他家聚集，甚至还常常拿他上班用的自行车作训练车轮流学骑。每次车被摔坏，他只是笑笑，摇摇头，自己推车去修理。他的宽厚和出奇的好脾气，让孩子们进出*家玩耍比自己家还随意。新阳小学的林万意老师还经常给孩子们讲故事。记得有天晚上，林老师在足球场边讲牛郎织女的故事，六七个小孩围在他旁边静静地听。当听到天上的王母派人来将织女抓走，牛郎挑起一双儿女去追，被阻隔于银河……孩子们的思绪完全被引向神秘的天空，静静地仰望满天繁星，好久都不回家。
大楼前面苦楝树旁有块空地，住户们在那晒衣晒被，雷阵雨突降，大家不管是谁家的衣被，都冒着风雨跑去帮抢收回来。莫毓芳老师的丈医院的内科医师，在教工大楼邻居心目中，他就是仁心仁术的义诊医师，邻居们有啥头疼脑热风湿骨痛都到家里找他。星期天，凌楼长吹哨，叫大家搞卫生。全楼大人小孩齐出动，扫地疏渠除草，干得热火朝天不亦乐乎。*云梯老师和十五中的凌镇新校长也协助凌楼长组织住户们清洗水池、冲凉房、公共厕所……
在孩子们眼里，教工大楼这个新家真是太热闹太有意思了，它就像一个大家，各家的大人就像自己的父母，小伙伴们也都像自己的兄弟姐妹，有好吃的能相互分享，有好玩的大家一起玩。随着年岁的增长，这种感觉尤为强烈。
过年
教工大楼的年味也有点特别，至今还让我们回味无穷。
那时，物资匮乏，限量供应，买米要凭粮票，买肉要凭肉票，买鸡鸭甚至卫生纸肥皂等也要凭购货本。基本上买啥都要排很长的队。快过年了，和许多南宁人一样，教工大楼的老师们在大年三十的前两三天，就基本上要全家出动，分工排队，购买糯米粽叶猪肉鸡鸭等年货。一年到头省吃俭用辛苦劳碌，到年终也该给自己和家人吃点好的好好过个年。
有一次，才凌晨四五点，我和姐姐就被父母叫醒跟去西平菜市排队买猪肉买鸡买煤。到菜市后，只见四处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父亲赶紧去排队买煤，母亲去排队买猪肉，我和姐姐去排队买鸡。买鸡有两行队，我和姐姐各排一队。在长长的队列中，我看到了和我一样揉着惺忪睡眼一脸疲惫的小伙伴大宁和小毛，大宁是卫国一小赖绍民老师的外甥，小毛是苗淑芳老师的女儿。在队列中有些砖头，这些砖头是有人用来排队的。排了好久都没见鸡送来，正在我们又累又渴饥肠辘辘之际，忽闻“鸡来啦”的惊呼，队列前端瞬间乱作一团，我们这些小孩在队列中被挤得差点透不过气来，脸色发白眼翻气喘，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那些勇猛的大人挤上去先买。待这一拨人走后，队列才逐渐成型。后来，我母亲买得猪肉过来，又亲自排队。赖老师、苗老师也来替换大宁和小毛。直到中午时分，我们才先后买到了鸡。
采购年货是艰难的，各有各的辛酸，但包粽做粉利蒸年糕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喜气洋洋欢乐无比。
包粽子，是年三十晚多数人家的重头戏。从楼道走过，只见好多家都在忙忙碌碌，父母和老人是主力，一些大姐姐也参与其中，小孩子则在旁边帮这帮那的，场面十分温馨。把糯米绿豆舀进粽叶里摊薄，将一条蘸着酱的猪肉置入，再以糯米覆盖，将粽叶裹上包好绑绳，一只只粽子就如一个个小胖娃摆在饭桌上。其间，有人还喜欢到邻居家，看看邻居怎么包，彼此交流经验。我母亲包的粽子，可评为大楼的粽王，一两斤重一只，包得很好看，而且我父亲还在粽酱里添加了香料，蘸酱的不是猪肉而是一条网油，如此改良，能让粽子更甘香更好吃。
粽子包好了，沤煮粽子往往成为难题。为了找个大锅煮粽，大人们颇费心机。永红小学蒋冠麟老师的父亲蒋阿公找来一只空柏油桶做沤粽锅。柏油桶拿来了却没有一个炉子能承受其重量。我父亲和永宁中学的罗广州老师以及蒋阿公等，几个大人围着一个风炉团团转研究，几经周折，终将炉子改装成功。于是在东厨房竖起一个沤粽柏油桶，各家轮流沤粽，如某家的棕放不满，就把另一家的放进去同沤。
粽熟了，揭开盖，热气腾腾，香气四溢，或胖或瘦的粽子被捞出来，引来一阵欢呼：“吃开锅粽啰！”解绳开叶，形状像一只金*色小枕头的粽子呈现眼前鲜香诱人，众邻见者有份，你一筷我一筷，真是其乐融融。
赖绍民老师除了包粽，还喜欢做粉利。他和苗淑芳老师、壮志一小的孙丽敏老师三家人老老少少通力合作，磨粉、蒸粉、搓粉，这情景真是有趣撩人。其他老师见状，也动了心。孩子们见搓粉像搓泥团一样好玩，也起劲央求父母。于是好多家就有样学样做粉利，赖老师逐家上门示范指导。粉利蒸熟出锅，大人们笑逐颜开，孩子们你一条我一条拿着还有点烫手的粉利跑到木头堆上坐着大口咬，那真叫一个爽。当然，家里没做粉利的小伙伴，按惯例也得一人咬一口。
苗淑芳老师是西安人，过年过节总爱包饺子，哪家想吃饺子的都去观摩取经。有白菜馅韭菜馅胡萝卜馅，很多花样。她做得快又好吃。后来她调回西安工作。有一次我出差到西安顺便去看她，久别重逢，她很高兴很激动，请我去餐馆和她全家人吃饭叙旧。次日她和小毛“肥仔”又特地请我到家里，专门为我包饺子。那饺子，还是当年那种熟悉的味道，我大口地吃，心里暖暖的。
在教工大楼住了十多年也过了十多次年，没有满桌佳肴，没有电视，没有春节联欢晚会，也没有烟花爆竹，但在年复一年简单平淡的日子里我们共苦同乐共享和谐守望安宁，依然心满意足。
难忘的晚会
“文革”暴风骤雨的降临，打破了生活的宁静。校园受到冲击，老师成为“臭老九”，教工大楼笼罩在一片阴霾中。
经常无课可上的孩子们只能在大楼周围和七中校园放肆游荡玩乐。那时的七中校园美得像公园，凤凰花最为艳丽，一树撑开一片嫣红。一对鸳鸯池塘，垂柳依依，雀跃莺啼；池塘里水清见底，小鱼游弋。塘边是一片绿茵茵的草地，蝶舞翩翩。朝阳溪边更有别样风景，一中七中隔溪相望，两边都是树影婆娑、鸟鸣幽幽，水中游鱼不时引来叼鱼雀俯冲袭击……真可谓处处是景，孩子们整天四处转悠，乐不归家。
小屁孩自称“小怪”，称大哥大姐“大怪”。”小怪”的玩乐无非是捉迷藏、跳绳、跳格、打陀螺之类，再野一点的就是爬树摘果，或拿个弹弓四处游逛打鸟，或赤条条跳进池塘学“狗爬泳”。“大怪”的玩法就有点“高端了”，端着自制的蜡灯带“小怪”去探险，钻七中那像迷宫一样的防空洞。还爬上教工大楼三楼天花板掏鸟窝，鸟毛没见一根，却踩裂了天花板，招致人神共愤。七中足球场新运来一大堆竹篱，堆积如小山，“大怪”们把它当成了撒野的“花果山”，经常爬上去，以竹篱当标枪，比谁飚得远。踢球也是大家的最爱，永红小学区慧蓉老师的弟弟阿明、二幼刘心薇老师的儿子王贝、五里一小陈琼英老师的侄子明觉（“大旧佬”）常爱带球盘球引一群小孩追逐抢球，他们是大楼小有名气的“足球小子”，敏捷如豹，脚头功夫甚是了得，球踢得呼呼生风，一中、五中、七中的一些学生在七中足球场赛球，都常常呼唤他们出山帮手。
相比“男大怪”，“女大怪”就显得“文艺”多了。*云梯老师的女儿*毅在红卫兵宣传队里跳过舞，萌生了组织孩子们为大楼的老师和家属表演节目的念头。
*毅*宁*萍几姐弟加上莫毓芳老师的女儿燕宁、南伦小学曾素冰老师的女儿翠春奚勇、七中*杰才老师的女儿*鲜*清、陈琼英老师的女儿阿玲等，组成了一个演出基本班底，再有积如永春凌杰凌平学宁等十多个孩子参加。大家千辛万苦历时几日，在大楼后面两棵桉树旁以竹篱纸皮围起了一间小屋，并在小屋旁开辟了一片平地。
*毅以此作为大本营，教大家学红卫兵的歌舞。起初，女孩子积极，男孩子害羞磨洋工。后来，不知*毅姐姐用何魔法，*宁永春凌杰等人跳得很卖力。这还不算，连三楼一个临时来住的叫阿水的老师也来拉手风琴伴奏。这下热闹了，“大怪”“小怪”个个高度亢奋，练得有模有样，父母需三番五次叫回家吃饭才走。
练了一段时间，终于到正式演出的时候了。几个小孩结伴挨家挨户通知，叫大人晚上八点一定要去观看。想不到，各家各户的大人真的按时提着小板凳摇着大葵扇来到小屋旁边排排坐等看表演。一只百瓦灯泡从刘心薇老师家的窗口引出，挂在桉树前，明晃晃地照着一群脸上被涂得像猴屁股猩红的小演员。不记得是谁报了幕，阿水老师的手风琴骤然响起，一队“红*”从屋内杀出，“男红*”一个揽住一个弯腰搭成人桥，“女红*”举着大刀踩上人桥往前跳跃奋勇杀敌，杀声震天。可怜这瘦小的“男红*”一个个被踩得龇牙咧嘴，令人捧腹大笑。接着好像还有《洗衣舞》、《红*战士想念毛泽东》几个节目。大人们真给面子，看得津津有味，大巴掌怕得啪啪响，掌声非常热烈……
在“文革”最折腾人的时候，在老师们身处险境最痛苦最压抑的时候，孩子们清亮天真的歌声如一缕阳光一股清泉融化了老师们心头的忧伤，让老师们获得了久违而短暂的欢愉。很多年过去了，好多老师都还记得这场晚会。
木糠炉
“臭老九”工资低，家家有老有小，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有的人家还要“打麻纲”、“剥瓜子仁”、“砍榄仁”，能赚几分算几分贴补家用。邻居见状，也纷纷仿效，可这些毕竟是技术活，没几人做得来。
吃的能勉强对付，烧的问题就大了。当时，偌大的南宁市只有西平菜市、中华路、际鱼塘三个煤场供应蜂窝煤、鸡蛋煤，市民每次买煤要排很长的队，耗时大半天，如近年节甚至半晚去排队都不一定能买到。有一次，教育仪器仓库旁新运来一堆松木。眼尖的孩子发现将松木皮剥下可当燃料，孩子们就三五成群拿着小铲子赶去木头堆。为了能多剥一些木皮，*鲜和奚勇这两个大姐姐天还没亮就不顾蛇鼠之惊扰钻进木头堆底下忙起来。《红灯记》里李玉和夸赞女儿李铁梅挑水劈柴拾煤渣：“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教工大楼的孩子何尝不是这样呢？看着孩子们辛苦七八天拿回来的半筐木皮和伤痕累累的手，老师们苦涩难言，泪水难抑。
终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教工大楼的老师们寻到了一种经济实用的燃料。有人看到储木场和新阳路木材加工厂有大量木糠出售，木糠可用来烧火做饭。凌楼长和林万意老师动作很快，他俩将普通风炉改装成“木糠炉”首先开炉。在炉中间先插上一根竹筒，然后将木糠压实，抽出竹筒，炉下端掏一小口，以废报纸引燃，火苗呼呼上窜。观者啧啧叫好。
一夜之间，好多人家烧起了木糠。蒋阿公家的木车成为大楼的“共享木车”，谁买木糠都借去用。一次买回四五麻袋，够烧两三个月。
烧木糠其实也有弊端，脏乱不说，最要命的是烟污染令人受不了。木糠圆筒烧到一半时会突然崩塌浓烟滚滚，正在边说笑边炒菜的人们被熏得涕泪横流，急忙撂下锅铲像“走日本”一样跑出厨房。待烟雾稍散，猛然想到锅里正煎着鱼需翻身，又一猫腰冲进去。谁料到刚挥锅铲，另一家的木糠筒也崩了，于是又得掩鼻逃窜……每天煮一餐饭不知流多少涕泪受多少罪，可几分钱一毛钱就得一大麻袋的木糠实在为贫穷的教书匠省了不少钱，没办法，大家在共享烧木糠便利之时也共享其苦楚吧。
木糠烧了近十年，后来工厂引进设备将木糠制成木糠板，不再销售木糠，“木糠炉”就成为古董，尘封于教工大楼住户的记忆中。
小小图书室
老师与书历来有不解之缘。或许是遗传基因的影响，教工大楼的孩子也嗜书如命，个个都是“书虫”，演绎了许多和书有关的故事。
在那个特殊年代，能看到一本书真的不易，能看到一本好书更难。经过那么多“运动”，好多老师家里已没几本书。孩子们饥不择食，串门时只要看到没看过的书和图文并茂的小册子，不管看不看得懂，见一本借一本，无论是语文历史课本、中国通史，或是桂林山水传说、十万个为什么之类的书，都一概笑纳，连赤脚医生手册、广西中草药图谱之类的都要借来翻翻。如此“杂食”，对拓宽知识面是很有好处的。*杰才老师的儿子*革是我们的多才多艺大哥哥，他偏好物理科技方面的书，动手能力特别强，喜欢修这修那的，他能吹着口哨拿着电烙铁对着电路图将一堆二极管之类的电子元件组装成一台小收音机，还能很神气地担任七中广播站管理员轻松玩转广播设备，令我等佩服得五体投地。五里一小钟耀国校长的儿子敏星也有相似爱好和技能，他组装的收音机大声放出杨子荣打虎上山的唱段，让我等在水池边跟着哼唱洗衣越洗越带劲。
大部分孩子更酷爱小说。凡见到小伙伴手上有书，都眼巴巴地排队“预约”。得看一本书，心里美滋滋的，别提有多高兴。为了能看书，“失口齿”“耍赖”旷课的事时有发生。*毅姐姐借了一本《三家巷》回来，看了没几页想去厕所，就把书藏到枕头底下，谁知上完厕所回来，书已不翼而飞。几经明查暗访，才知是大弟*宁“偷”到木头堆那里看。*宁把书摊在我俩中间，我也能侧头蹭看了一会，虽是一目十行，了解故事梗概，却也解了渴。*毅好不容易将书追回，可稍不留神，书又不见了，这次轮到妹妹*萍、“细弟弟”*定成为“嫌疑人”。大宁从一个花名“阿肥”的同学手中借到一本封面残缺的《西游记》，书页已有点发*。“阿肥”规定：不得转借，必须明天下午还书。可我与大宁私交甚厚，他看了一晚后，第二天中午又将书借给我。为了突击看完这本书，我不惜旷课一个下午。傍晚时分，“阿肥”追上门讨书，我家门被擂得震天响。还有一次，莫毓芳老师的小儿子祖怀向钟耀国校长借了《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钟校长规定了每本书的借阅时间，并特别叮嘱不得转借。可祖怀为了我这个大朋友，废寝忘餐甚至旷课看完书将书转给了我。我快快看完后，又将《水浒传》转给“大旧佬”。如此好朋友转好朋友，显然违背了契约精神。钟校长没能按时收回书，很是气恼。这三本书是学校的，在当时是被要求“以批判的眼光阅读”的，尤其是《水浒传》，“四人帮”正通过“批宋江”借题发挥，根本不适宜借出，他经不住祖怀软缠硬泡苦苦央求才肯借。如收不回来必然给他带来麻烦。祖怀内疚惶恐，泪眼汪汪。后来，书被追回，由我主笔写了一份检讨书，向钟校长诚恳认错道歉，此事才了。
大楼的孩子如此爱书读书，好多老师见状心中暗喜，默许孩子借出家中藏书。有个晚上，我走过凌家窗口，看见凌杰和凌平正在写父母布置的作业，桌上摆有两三本书，那些书对我来说是极大的诱惑。我走了两三个来回，实在忍不住就凑近窗口，请求借书。凌杰凌平抬头看看我，又回头看看父母。梁懿清老师笑咪咪地问：“六一，你想睇咩嘢书？”我说“咩嘢书都得。”梁老师叫凌杰递出一本崭新的《林海雪原》。我如获至宝，一路小跑回家，爬上架床，靠墙看书，真是妙不可言。眼前是一片冰天雪地、林海茫茫，英俊机智的首长少剑波策马奔来，大胡子杨子荣和座山雕阴阴地对着黑语：“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女匪首“蝴蝶迷”披头散发露出一口大*牙，还有美丽的“小白鸽”白茹，“长腿孙达德”……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令人印象深刻。我一口气把书看了大半，什么都不管不顾，完全沉迷于书中，时不时被书中的某句话某个细节逗乐发笑。过了两天，我拿书去凌家窗口还书，凌家兄妹按父母授意，拿出一个本子登记书名、日期、借书人姓名，又递给我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大宁、*宁、积如等人，也跟我一样到凌家窗口借书。凌家成了大楼的图书室。大家借了又还，还了又借。《青春之歌》《欧阳海之歌》《铁道游击队》《红岩》……凌家的书架好大，有好多书，一本本名著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个色彩斑斓趣味盎然的新世界，我们在文化荒漠中喝到了甘泉，汲取了营养，受益终生。这样的共享，确实是功德无量。
高考
插队和高考，是七十年代与我们命运紧密相关的大事，是对我们生存能力、为人处世和知识积累的大考。教工大楼的老师子女向社会向父母都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卷。
在鞭炮声锣鼓声中，大楼的老师含泪目送自己的孩子拿着简单的行囊爬上解放牌大卡车，驰向武鸣百色等农村“广阔天地”，心里充满深深忧虑。去插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他们自食其力，和农民一起耙田耕地施肥插秧，在生活的锤炼中成长。曾素冰老师的大女儿翠春表现突出，被所在的农场保送上广西民族学院读书，成为一名大学生。喜讯传来，正在炒菜做饭的人们纷纷祝贺。翠春是我尊敬的大姐姐，她家在我家隔壁。有一次我爬上七中露天舞台前的一棵小树上看红卫兵演出，两个大孩子嫌我占了他俩的位置，吼叫着要打我，翠春姐跑过来一声断喝，把他俩震慑住。接着翠春姐还像女侠一样抄着手守在树下，直到演出结束，她搂着我的肩膀护卫我回家。翠春姐能读大学，我真为她高兴。而她去的那所大学，也让我遐思连绵。我在一中读初二时，曾和同学们一道挑着朝阳溪的肥泥穿过广西民族学院校园去心圩四联村附近的一中农场。在民院那凹下去的篮球场旁，我们曾驻足小憩。看着民院绿意盎然鸟语花香的环境、漂亮气派的教学楼和在球场里快乐打球的“天之骄子”，我们万分感慨。大学离我们那么近，又那么远……
一九七七年十月，恢复全国高考的消息如一声春雷，震醒了无数读书人，点燃了多少希望之灯。其时，我已在市内一家工厂做车工。大楼的小屁孩许多已“经风雨见世面”，长大成人，上山下乡后一些人已得安置工作，一些人家已搬离教工大楼。对于我们这些贫寒子弟来说，高考给了我们公平竞争改变命运的机会，应该格外珍惜。
复习时遇到很多难题。高强度的“三班倒”严重透支了精力，下班后昏头昏脑还要忍着瞌睡背公式解题，时间紧迫，精神压力相当大。最让我们焦灼的是复习资料紧缺。我们是泡在红海洋的一代，在校时大多数时间是唱语录歌背诵“老三篇”，隔三岔五去“学工学农”，没能正式上过几天课。离开学校已多年，课本多已不存。正在苦恼之际，又是凌杰凌平的母亲梁懿清老师雪中送炭，给我和阿玲等提供一中二中八中等校的模拟试题和文史复习资料。和谐互助、共苦共乐的大楼精神又在此时此刻大放异彩。远在龙州乡下的大宁与我通信，我俩相互鼓励，还以叶帅新近发在*报的诗句共勉：“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在厨房门口，我们几个“社会青年”和还在读初高中的学生常讨论学习问题，拿着树枝木炭在地上写写画画。罗广州老师的儿子罗虹在解数学题时思路清晰，说得唾星横飞头头是道……
举国瞩目的高考大幕终于徐徐拉开，胡子拉碴的社会青年和满脸稚气的应届生并肩走进考场，向通往大学校园的独木桥奋力冲刺。教工大楼的老师们不愧是学过教育心理学的行家，他们没有在孩子出门前过多嘱咐，以免给孩子增加心理压力，孩子考回来了也不多问，只是精心做好孩子平时爱吃的饭菜温馨守候。在厨房里水池旁，老师们聊得最多的话题是高考，大家为赶考的孩子减负、为做好后勤服务出主意，听说作文题是《难忘的日子》，老师们还议论怎样写才扣题……高考其实不光考考生，也考家长，考整个社会。
经过一个多月的煎熬等待，在二楼居住借调市招生办工作的韦美焕老师陆续带回喜讯：二楼赖绍民老师的外甥大宁已获南京大学录取、三楼的李莹获广西交通学校录取、一楼陈琼英老师的女儿阿玲已得体检正等候录取……按照报纸披露的消息，七七年高考，全国考生有万人，共录取27万大中专生。能考上的人，真是百里挑一了。不过有点令人遗憾的是，那时招生还讲*治第一，报名要*审，要单位同意。招生也不够透明，考生不得成绩单，不知考得怎样。阿玲得体检了却等了好久没接到录取通知书，也没个说法。从七八年高考起，这种状况才被扭转。
首战失利的我们没有泄气，大家互相勉励：一定坚持考下去，直到考上为止。七九八零年可谓是教工大楼高考的大年，韦美焕老师眉开眼笑扳着手指统计：张煌光老师的女儿倩雯考上北京大学、韦振瑜老师的儿子六一考上北京师范大学、莫毓芳老师的儿子祖怀考上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杰才老师的儿子阿宽考上广西大学、陈琼英老师的女儿阿玲考上广西师范大学、梁懿清老师的儿女凌杰凌平考上广西财经学院。吴超英老师的大儿子黑健考上长沙铁道学院、二儿子可力考上上海水产学院、三儿子革力考上上海交通大学，之后还有罗广州老师的儿子罗虹考上华中科技大学、*云梯老师的儿子*定考上广西民族学院……一栋小小的教工大楼竟有这么多人考上大学，尤其是吴家三个儿子全部考上全国重点大学，这在当时的南宁市来说极为罕见，说教工大楼为“状元楼”可能有点过，但说“高考尖子楼”可谓名副其实。
为什么大楼的孩子能交出一份如此亮丽的答卷？寻根溯源，是教工大楼这个特殊的教师大家庭为孩子们的成长提供了充足的阳光雨露和独特肥沃的土壤。孩子们在这里学会了感恩、学会了宽容、学会了做人，学会了自强自立，这是一笔巨大的人生财富。无论在哪里，他们都能找到适宜自己发展的空间站立如树，沉稳如磐。
寻亲
随着各个学校老师居住条件的改善，从七十年代中期起，许多老住户陆续搬回学校。大约在九十年代初，教工大楼被拆除，原址建起“正新花园”小区。从此，教工大楼从地平线上消失，却永远矗立于曾在这里生活过的住户心中。
都说“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来自南宁市不同学校的人能在教工大楼像一家人一样生活十几年，这是不知几时几辈结下的缘修来的福。离别后，缘不尽情难消，散居东西的邻居有时在街上或菜市偶遇，倍感亲切，一聊就聊好久。没见面的邻居，心里总在酝酿“寻亲”，眼里常有大楼景，梦里常温邻里情。七十年代中期调回西安工作的苗淑芳老师和女儿小毛曾在教工大楼拆除前重访旧地，和还在大楼居住的老邻居*杰才老师一家喜悦相聚，并以大楼为背景合影留念。很可惜，照片里只有半边教工大楼，不过，这如同图画的留白，能给人无限的想象。
年五一*金周，众邻在南湖鱼餐馆首次相聚，几十个家庭扶老携幼而来。*云梯老师一家、凌振新老师一家、林万意老师一家……人们兴高采烈赶来寻亲，当年年富力强的老师已是满头银丝，当年的小孩子已为人父为人母，但老师们依然喊出一个个孩子的乳名。邻居们分别太久，见面拥抱握手，千言万语竟不知从何说起。中风已久行动不便的“江同志”在吴超英老师搀扶下一步一步艰难地挪动进入餐厅，好多人迎上去问候，这个特写镜头令人感动落泪。我的耳边回荡《老邻居》深沉的歌声：”你住东呀，我住西，我们是老邻居；我借过你家的盐呀，你借过我家的米，一同熬过苦日子，一同度过风和雨，老邻居呀好邻居，都说咱们是好人家，都说咱们最讲礼，老邻居呀好邻居，都说咱们最实诚，都说咱们最义气……”
年底，教工大楼邻居在拉萨路口的大英雄酒楼举行迎新年茶话会，参加南湖聚会的许多老人家已与我们阴阳相隔，聚会人数减少过半。那天，细雨淅沥，气温仅三四度，寒冷刺骨，可林万意、梁懿清、赖绍民、陆静宁、韦美焕等十几位老师准时赴会，和当年的“大怪”“小怪”们在“教工大楼芳邻情深不是一家胜似一家”的横幅下合照全家福，那场面温馨又热烈。老人家即兴发言，回忆教工大楼往事，百感交集。三楼的于岚老师在发言中激动地透露了一个喜讯：“今天，是我和王老师结婚五十周年纪念日！”五十年前的今天，她和王老师在教工大楼三楼举行婚礼，在座的一些小屁孩还吃了她的喜糖。没想到五十年后的今天，大楼众邻居又见证了她俩的钻石婚。真是太巧了！所有人都为这对幸福的老人祝福，同时也共享了她俩的幸福，再一次证明我们教工大家庭的缘分难以分割。
前不久，*革大哥有感于众邻居的深情厚谊，诗兴大发，在教工大楼群发表词作：“旧照记录往事，妙文载入史篇。童言无忌犹耳边，到老始终不变。闲传美贴共赏，兴来借微互联。街坊情谊续延年，恍如天天相见。”我拜读后深有同感，也步其韵胡诌几句：“花甲再忆糗事，拈来都是新篇。寻味当年乐无边，童心童趣不变。时念大楼‘老家’，常思芳邻聚联。相知相交五十年，赤诚之心互见。”这一唱一和，应能表达大楼人的共同心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