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有一部电影拍摄成本不足20万元，观看人次却高达3亿多，当时一张电影票只卖2角5分，它创下了上亿元的票房纪录。它就是融合了武术、传奇、惊悚等诸多元素的电影《神秘的大佛》。
有人说它是“新中国最早的武术电影”，有人说它是新中国商业电影的先锋、当之无愧的“票房冠*”，也有人称它为改革开放后“一部里程碑式的电影”，是百花齐放中的“一朵花”。然而，在电影拍摄前后，《神秘的大佛》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争议与批评，说它是“打打闹闹”“格调不高”的艺术的堕落，一度连能否公开放映都是未知数。
这部电影命运的一波三折，见证了改革开放初期文艺界的舆论交锋，留下了转型期社会在解放思想中发展进步的小小印记。
拍摄《神秘的大佛》时，很多群众演员都是乐山当地支援的，有时候群演不够，还会从围观的人群中临时拉人。
影片中的武术动作，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路子，为此特意从国家体委请了武术教练。
“新、奇、怪”
年，是很多老文艺工作者不能忘记的一年。这一年10月30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作家王蒙记得，老文艺家们有的坐着轮椅，有的拄着双拐，有的说话已不清楚，但每个人都清楚地听到了主席台上邓小平的讲话：“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全场掌声如雷。
邓小平是代表中央致辞祝贺的，他重申文艺工作必须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王蒙写道，第四次文代会是一个转折，中国的文艺进入了新时期。
邓小平的《祝辞》犹如一声春雷，带来了电影界的春天。讲述小人物故事的喜剧片《瞧这一家子》、悬疑电影《戴手铐的旅客》、女主角不停变换时装的浪漫爱情片《庐山恋》、反思历史的《天云山传奇》、农村题材的《喜盈门》、描述知识分子困境的《人到中年》等电影纷纷上映，一时之间百花齐放、各放异彩。
张华勋导演的电影处女座《神秘的大佛》（以下简称“《大佛》”），就是这一时代大潮中的浪花一朵。
张华勋，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年进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第二年，他作为崔嵬导演的助手，参加了电影《小兵张嘎》的拍摄。当改革的春风吹到北影厂时，张华勋已进入不惑之年，但他渴望创作一部有个性的作品。
恰好，年下半年，张华勋结识了鲁彦周、谌容等作家和编剧。那时，鲁彦周正在改编他的小说《天云山传奇》，谌容的成名作《人到中年》尚未面世，她正在创作的是《永远是春天》，而张华勋正在修改电影剧本《这不是传说》。几位创作者的交流中，张华勋谈到自己“新、奇、怪”的创作思想：所谓“新”，即不断学习求索；所谓“奇”，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可的事情，一定带有传奇的色彩，带有神秘惊险独特的特点；所谓“怪”，则是人的个性。这种观念引起了鲁彦周和谌容的兴趣和探讨，两位作家都热情地鼓励了他。
张华勋没有辜负两位作家的鼓励，带着“新、奇、怪”的创作思想，他想到了乐山大佛。他是四川彭州人，夫人杨从洁是四川乐山人，还在乐山大佛脚下的任家坝上过小学。那时，乐山大佛远没有今天闻名遐迩。张华勋有了朦胧的想法，能不能围绕传奇的大佛做点文章？
他请夫人帮忙搜集关于乐山大佛的资料，去图书馆查阅《乐山县志》，和其他三位剧本作者谢洪、陆寿钧、祝鸿生前往乐山搜集素材，果然大有收获。传说，为了修建乐山大佛，有一位石匠幺哥吃住在修建大佛的凌云山上，整整三代人没有下过山。另外，大佛所在的凌云山及四周的各个山头上，已经发现汉代时期大小不同的各式墓穴共一万多个，其中不少墓穴被人盗过。乐山文管所的同志还说，过去曾有人在乐山大佛的心窝处取出过铜佛。
最触动张华勋的，是唐朝韦皋写的《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这篇文章记述了唐朝海通和尚修建乐山大佛的故事：唐朝开元年间，嘉州（即今乐山等地）凌云山麓的三江汇流之处，水流湍急，舟行至此，往往出事。海通和尚见此不忍，立下宏愿，要修建一座大佛来镇压江流，为民造福。他遍行大江南北，募化钱财，以开凿大佛。没想到，大佛动工后，当地的贪官竟想侵吞这笔佛财，海通愤怒地拒绝：“自目可剜，佛财难得！”最终海通以挖下自己双眼的代价，吓退了贪官。可惜，海通主持修建大佛八年，最终积劳成疾而逝，才修到肩部的大佛不得不停工。多年后，海通的徒弟领着工匠继续修造大佛，由于工程浩大，大佛修到膝盖时，再次停工。又过了四十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捐赠俸金，大佛得以继续修建。就这样，历经前后90年，中国最大的摩崖石刻造像终于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年）完工。
千年大佛、汉代墓穴、三代石匠、贪官夺财、海通护宝，不正与他想探求的“新、奇、怪”思想完全吻合吗？尤其是石匠幺哥和海通和尚的事迹，深深感动了苦孩子出身的张华勋。他更加坚定了创作的主题：河山永存，民众之功，乐山大佛是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但修建和保护大佛的人们却鲜为人知。如果以乐山大佛为背景，写一个人民建造、保护大佛的传奇故事，观众一定会喜欢。
《神秘的大佛》剧照，右一为葛存壮饰演的沙舵爷，左三为刘晓庆饰演的梦婕。
剧本是一朵花
主题既定，故事的主线是什么？张华勋告诉记者，他和几位作者设想过好几种方式。最初，想以石匠幺哥和他的女儿梦婕为主线，着重表现幺哥一家的悲惨遭遇，转念一想，这样写无非是俗套的悲欢离合故事。当时正值进口片《尼罗河上的惨案》和《追捕》热映，他们又设想写成推理影片，但担心警察的戏份太重，偏离了底层百姓。
思来想去，再三讨论，他们决定做一次大胆的尝试：拍摄“一部神秘、惊险、风光和武打相结合的具有民间传奇色彩的影片”，以石匠女儿梦婕、归国华侨司徒俊和海能法师多条线索并进，讲述一批爱国志士保护佛财的故事。
年1月5日，《大佛》剧本完成。正如张华勋所想的那样，剧本神秘惊险，悬念重重，并且加入了久违的武术元素。曾任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的张客教授看完剧本，就被故事情节的诸多“意外之笔”和题材样式的“独创性”吸引了。剧本送到北影厂厂长汪洋家里，恰逢汪洋从日本访问归来，他当即决定投入拍摄：“剧本不错，是百花园里的一朵花，而且是人民群众一定喜欢看的。”
武术，中国四大国粹之一，但在改革开放初期却没有得到正确认识和重视。那时，港台地区的《精武门》等影片蜚声国外，就连越南农民家里，都挂着李小龙的画像。而在内地，自新中国成立后，银幕上还从未出现过武术片，武术似乎成了电影的“禁区”，“一提到武术，就认为是打打闹闹的东西”，没有思想内涵，难登大雅之堂。
张华勋的观点不同，在他看来，“武术是中华民族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瑰宝，具有极其鲜明的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采访时，他一再强调，“武术”不是“武打”，武打只是打打杀杀，看个热闹，而武术是有文化内涵的。尽管很多人赞誉《大佛》是新中国最早的“武打片”，但张华勋拒绝这种标签，坚称自己拍摄的是武术电影。
在武术尚未被主流认可的时代，汪洋厂长果断支持探索新路的《大佛》，令张华勋喜出望外。
虽说意外，也在情理之中。汪洋是老电影人，早在年，就担任了北影厂厂长。他参加过延安文艺工作第一队，年他作为队长组建了华北*区*治部电影队，创建了史无前例的“一辆大车上的电影制片厂”，成功制作出《自卫战争新闻第一号》等有声纪录片。巧合的是，年汪洋访问日本时，中国驻日大使符浩建议他，拍一点惊险样式、有风光又有武术动作的影片，说这种影片在世界上尤其是东南亚很受欢迎。回国第一天，张华勋恰好就送来了与建议完全吻合的剧本。
2月21日下午，北影厂领导小组讨论《大佛》剧本，最终一致同意投入拍摄。
4月10日，《大佛》摄制组召开成立大会，汪洋在会上对摄制组寄予厚望，“打出我们民族的特色来”，“把全国第一个风光武术片拍好。”北影厂的支持，令张华勋大受鼓舞，那时，他完全没有预料到电影的命运之坎坷。
《神秘的大佛》海报
进乐山取景拍摄
年四月，《大佛》摄制组全体成员从北京站出发。轰轰隆隆的火车载着摄制组到达四川成都，换汽车，经双流，过新津，到彭山，再经眉山，过夹江，终于到了乐山。
按照现在的说法，《大佛》可以算得上是“豪华配置”：所有的外景都在风光秀丽的乐山和峨眉山实景地拍摄，演员更是“明星阵容”。饰演女主角梦婕的是当年最受观众喜爱的刘晓庆，饰演反派沙舵爷的是葛存壮，饰演海能法师的是管宗祥，饰演童年梦婕的则是当时才十几岁的陈小艺。
当时，刘晓庆还是成都*区文工团的演员，凭借电影《小花》崭露头角，很快又因出演《瞧这一家子》斩获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配角。刘晓庆在自传中写道：“报刊、广播都出现我的名字，观众赞誉的信件如雪片似的飞来，一下子我成了一颗‘明星’。”还有一位观众写信给刘晓庆，说重庆有一位挑剔的男青年，一直选不到理想的对象，别人问他要什么样的姑娘，他说：“就要刘晓庆那样的！”
如此当红的“明星”刘晓庆，那时也只是摄制组中平等的一员。张华勋告诉记者，汪洋看过《小花》，认为刘晓庆“在表演上很有潜力”，建议由她来演梦婕。于是，张华勋把剧本送到成都的刘晓庆家里，他甚至没有见到刘晓庆本人，只是向她的母亲转达了汪洋的意见，几天后刘晓庆回话，女主角就这样定了下来。
饰演梦婕，对刘晓庆而言是一次全新的尝试。电影开场时，她是沙舵爷府中的家庭教师，甚至屡次被怀疑是反派，最后真实身份揭晓，才知道她是石匠幺哥的女儿，武功了得，为报杀父之仇隐姓埋名潜入沙府。因此，她不仅要演绎多重身份的神秘感，还必须在武术打斗上刻苦磨练。
不只是梦婕，影片中的沙舵爷、海能法师等多个人物都是会武功的。对于这些角色，张华勋最初想找一些会武术的演员。汪洋担心他第一次独立拍戏，用非职业演员表演上可能出问题，才选了大众更熟悉的专业演员。如此一来，学习武术、拍摄武术动作，成了导演和演员们面临的一大难题。那时，港台地区的武打电影很难看到，职业化的武术指导、武术替身更是闻所未闻。第一个吃螃蟹的《大佛》摄制组，完全没有经验可供借鉴。没办法，北影厂只能向国家体委借人，最终借来了武术处处长成传锐和擅长猴拳的全国武术全能冠*王金宝等。
在武术“国家队”的指导下，演员们开始了进组后的第一件事——练武术。在电影中扮演海能法师的管宗祥——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导演管虎的父亲，时年53岁，他后来回忆：“（到乐山后）仅休息两天，全体演员就开始练习武术，我自然也不例外。”于是，在乐山市体委的练功房里，每天清晨，都能看到身着运动衫的演员们，时而翻身腾跳，时而激烈对打。
张华勋告诉记者：“在《大佛》武术动作的安排上，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路子，而不是呼风唤雨、飞檐走壁的那种武侠式的假定动作。”今天，看惯了武打特效的观众，回头看《大佛》中的武术动作，可能会觉得稍显粗糙。尽管如此，当时演员们不论名气大小，为此吃的苦头可比今天的“流量”们多太多了。
葛存壮拍摄时已经51岁，今天的观众更熟悉他的儿子葛优，实际上葛老爷子留下的银幕形象丝毫不亚于儿子。《小兵张嘎》中的龟田、《南征北战》中的敌参谋长、《小花》中分饰两角，个个经典，以至于葛优一直犯怵跟他同台飙戏。资历深、年龄大，葛存壮所有的武术动作仍然是真打、真摔。他的敬业精神和对沙舵爷的精准刻画，让张华勋与之结下了几十年的不解之缘。此后，两人先后合作了电影《武林志》和电视剧《姊妹行》。一直到年，张华勋的儿子张扬导演拍摄《飞越老人院》，老艺术家葛存壮还积极参演。他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做准备、想造型，计划参演患有帕金森症的老金。遗憾的是，最终还是由于身体原因没能进组。
刘晓庆在电影中使用的器械是绳鞭。为了掌握要领，除了剧组的道具鞭子，她自己又花钱做了一条鞭子，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一有工夫就抽出鞭子甩打几下。拍摄时，有一个镜头需要她整个人连续好几次，结结实实地摔在硬邦邦的青石板上。刘晓庆刚试了一遍，起来时手、脚都肿了。实拍时，由于疼痛产生了怯懦心理，拍得不理想，她主动要求再拍一次，拍完后“趴在那里，站不起来，脚、手、身上小血管破裂，青紫了好大的一片，全身动一动都疼。”后来她在自传中感叹，“这是我从事电影工作以来最困难、最艰苦的一部影片。”
作为新中国最早的武术电影，拍摄难，后期制作亦是全新的课题。幕后人员不得不因陋就简，各出奇招。负责剪辑《大佛》的傅正义回忆，电影中有个情节是“怪面人”用飞刀杀人。开始拍摄“飞刀”没有拍好，看起来又假、又缺乏力度和速度。傅正义想来想去，建议用“倒拍”的方法拍摄，再选用几个镜头剪辑使用，果然飞刀往来穿梭，颇为神奇。音效师更神奇，谁能想到，电影中出拳的嗖嗖声是用绸子抖出来的，马蹄声是用手握着搋子、在地板上依据马蹄踏地的节奏敲出来的，而抬滑竿的声音是用破椅子的竹节摩擦出来的。
这是后话，言归正传。谁也没想到，摄制组正在外景地紧锣密鼓地准备拍摄，竟然传来了电影停拍的传闻。
张华勋导演（右二）、刘晓庆（右一）和扮演童年梦婕的陈小艺（右三）合影。
停拍传闻
第一次听到传闻时，张华勋正在凌云山下的江边拉纤。为了写电影中的插曲歌词，他趁着午饭前的一个小时，跑去江边同船工们聊天，然后和船工们一起拉纤，二十分钟拉下来，汗流浃背。
这时，摄制组副组长王连生和另一位同事突然跑来，说：“组里好几个同志接到家里来信，说是厂里都传开了，上面不让拍摄《大佛》了。”张华勋闻言心里顿时七上八下，但他还是冷静地回答：“我感觉这只是传言。没有接到厂里的正式通知，一切工作照常进行。”
在导演的安抚下，一切看似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摄制组的氛围还是有点不一样了。不时听到窃窃私语，有人甚至说：“看吧，说不定真是瞎忙一场。”过了几天，副导演张泽宇从成都回来，带来了同样的消息：他从峨眉电影制片厂听到消息，电影局让停了几个戏，其中包括《大佛》。祸不单行，摄影师梁子勇和导演张华勋几乎同时收到了北京家里的来信，两封信不约而同地写道，上面可能不让拍《大佛》了。至于停拍的原因，张华勋只是隐隐约约地听说，电影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不真实、恐怖、梦婕不像共产*员、艺术格调低等。
这些消息不知从何而起，是真是假，但此时的张华勋已经意识到，传闻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自年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坎坷十几年，《大佛》是他独立执导的第一部作品，且不说自己和摄制组全员的努力，乐山当地各部门也为这部电影付出了太多。
文化部门抽调三人组成了协拍工作组；电力部门专门拉了一条电线到乌尤山，解决了摄制组的用电和乌尤寺的照明需求；乐山地委刚买来的两辆考斯特面包车供摄制组使用；乐山*分区支援了两辆卡车，供搬运物资、道具、照明器材使用；乐山地区的市文工团、川剧团、杂技团等“要人给人”，随时保证电影需要的群众演员；文管所以及所属的凌云寺、乌尤寺、报国寺、万年寺等，早在筹备阶段就为剧组提供创作素材，拍摄时更是提供场地、准备茶饭不在话下……所有这些支持都是免费的，以至于时隔多年，张华勋还忍不住感慨：“影片的每一个镜头，都包含着乐山***民各个方面给予我们的支持和关怀，《大佛》这部电影的的确确是人民的事业。”
这部饱含人民支持的电影，难道就要这样夭折了吗？
张华勋忐忑不安地向厂里汇报情况，得到的回复是：“大家不要管那些传闻，也不要误会，不要猜疑，戏要坚持拍下去。”不久，汪洋厂长打来了电话，电话证实了传言的存在，同时也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有人对拍这部片子有意见，这不要紧，有意见我们改。你一天都不许停，哪怕一天拍几个空镜头也不能停。”
汪洋的电话看似轻描淡写，实际上，刚刚经历过上纲上线的特殊年代，他还能如此坚定地支持一部有争议的电影，实属难得。汪洋本人从未谈及此事的细节，但其面临的压力，从剪辑师傅正义的回忆中可见一斑：“这一颇具胆识之举，受到不少人的怀疑和非议，好像拍摄武术片，就是倒退到三十年代拍摄《火烧红莲寺》的地步，就是模仿港台口味，就是堕落到庸俗低级的深渊。”
果然，停拍风波还有后续。就在摄制组准备上峨眉山金顶继续拍摄时，新的通知来了：北影厂特派老导演李文化同志去乐山看望大家，传达文化部电影局及厂领导对剧本的意见和要求。得知消息，大家纷纷猜测，难道剧本要大动筋骨？如果修改后不符合要求，还能继续拍摄吗？有人不禁嚷嚷：“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话音刚落，又有人吼了一句：“金顶就在峨眉山，看你敢不敢登攀！”
令人欣慰的是，李文化带来的更多是厂里的慰问和鼓励。至于上面的意见，其实只是对剧本提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甚至，有些问题此前已讨论修改过。比如，一概不提地下*的情节，这样人物的身份设定更加真实。这一点，早在2月份北影厂讨论剧本时，就有多位参会人员表达过类似意见，汪洋当时还说：“就写民众爱国，保护文物，让人去猜想梦石匠他们的身份就可以了。”
剧本很快修改完毕。至此，拍摄工作终于进入了正常状态。
拍摄电影的工作照
《神秘的大佛》剧照
导演剃发
盛夏的一个晚上，在凌云山的大佛一侧，准备拍“寺前夜战”一场戏，消息传开，许多群众爬山越岭，前来观看，围得密密麻麻。摄制组的同志在高温的水银灯下工作，个个汗流浃背……又一个夜晚，拍摄继续进行：沙舵爷两手紧握钢弹，向梦婕打过来；梦婕敏捷地一闪身，伸手把钢弹接住，迅即打了回去，不偏不倚，正中沙舵爷的脑袋，打得他鲜血直流，挣扎哀叫，歪歪趔趔地倒在血泊之中。
这段文字选自年9月7日《北京日报》的报道《夜战凌云山——〈神秘的大佛〉拍摄散记》。报道没有透露的是，沙舵爷中钢弹倒地而亡的镜头中，扮演梦婕的并非刘晓庆，而是导演张华勋。
按照剧本，这个镜头是梦婕掷出的钢弹打中沙舵爷的额头，沙舵爷流血倒地而亡。镜头拍得真实与否，关键看梦婕掷钢弹准不准。实拍前，刘晓庆试了几次，感觉还不错。到了实拍那天，现场围满了群众，都想看怎么把沙舵爷打死。结果刘晓庆用力过猛，钢弹跑偏了，擦着沙舵爷的耳边飞了出去，只能重来。大约半小时以后，演员们重新化好装，准备开拍。大约是考虑到胶片紧张，饰演沙舵爷的葛存壮突然提议，导演打得准，干脆让导演来吧，“反正是个背身，穿上梦婕的衣服，也不会穿帮。”刘晓庆可能有点紧张，也表示同意。
于是，身材瘦小的张华勋换上梦婕的衣服，戴上头套，开拍，假钢弹准确地打在了沙舵爷的额头上，沙舵爷中弹后一愣，睁大眼睛，然后慢慢转身，挤压手中的血囊，血浆沿着藏在袖子和头发里的橡胶软管，从沙舵爷头上涌出……拍摄一次成功，围观的群众一下子兴奋地鼓起掌来。
梦婕的背影不是张华勋在影片中留下的唯一镜头，他还亲自上阵，当了一回出家人。《大佛》讲的是保护佛财的故事，很多情节都发生在寺庙中。然而，电影拍摄时，很多寺庙都难觅僧人的踪迹，就拿乌尤寺来说，整个寺庙穿佛衣的只有一位遍能法师。没有真正的僧人，只能邀请群众演员，结果热心支持剧组的各单位，唯独在这个问题上无能为力。或许是不愿意剃发，或许是别的原因，没有人愿意演和尚。张华勋很无奈，“我们尽了很大努力去做工作，但毫无效果，群众演员是不能强行命令的。”
最后，只能在摄制组内部做工作。开完动员会，还是无人响应。有人悄声议论：“导演要剃头当和尚，我们就跟着剃。”这种形势下，张华勋只得亲自上阵。剃头的地点安排在剧组住的院子里，众目睽睽之下，化装师先给导演剃了光头。大家一看，导演都剃了，美工师、摄制组会计、摄影助理、道具师，还有一位武术教练，纷纷跑来剃发。末了，地委招待所的厨师们也来支持剧组，出演和尚。掌厨的大师傅身体胖胖的，很有辨识度，还在电影中留下了一个举着火把的宝贵镜头。
饰演和尚的群众演员总算凑齐了，没想到，这事儿还闹了个乌龙。有一天，为了配合宣传，剃过发的张华勋穿着僧衣，同另一位饰演和尚的演员一起，拍了几张工作照。正好《成都日报》的记者前来采访，照片刊登在《成都日报》上，被四川老家的张华勋母亲看到了。张华勋的扮相过于逼真，年迈的老人不懂什么是拍电影，一下被勾起了往事。原来，儿时的张华勋和母亲曾遇到一个和尚化缘，那和尚一见面就双手合十，对张母说：“贫僧感觉，你这个娃儿与佛有缘，我想度他去峨眉山修炼……”张母大惊，生气地表示就是要饭也不让儿子出家。几十年过去，张华勋恰好又在峨眉山拍戏，还剃了头，老人一时转不过弯，以为儿子真的出了家，一急之下几天不进茶饭，别人怎么劝都没用。张华勋闻讯，只好放下紧张的拍摄工作，跋涉数百里，火速赶往老母床前，亲自劝说良久，方使老人放心。
拍摄《大佛》，也有不少趣事。看过《大佛》的观众，很多都对电影中峨眉山的猴子印象深刻，那大概是最早的峨眉山猴子争抢游客食物的影像记录。张华勋告诉记者，这场群猴索食的戏拍摄时闹了笑话。开始，道具师给扮演司徒俊的演员张顺胜的吃食不多，领头的猴王发现道具师那里的吃食更多，猴王一声叫唤，猴子们都往道具师那儿跑，根本没有猴子去找张顺胜。大家哈哈大笑，干脆把食物全给张顺胜，把张顺胜的每个衣兜都装满了花生、麻饼。果然，再次开拍，聪明的猴子们纷纷向张顺胜跑去，争抢食物，有的猴子还去掏张顺胜的衣兜，边掏边吃。这才有了电影中趣味盎然的画面。
8月下旬，四个多月的外景拍摄基本完成，此时，整个剧组的所有花费还不足10万元。回到北京后，经过补拍镜头、配音、录制音乐和声效，反复修改剪辑，11月底，张华勋的导演处女作《大佛》终于初具雏形。
文化部电影局和北影厂领导看完了混录双片，反映都不错。局里审查通过，张华勋难掩激动：“从剧本创作到拍摄完成，就像初产妇十月怀胎，经过种种压力、困难和坎坷，终于把自己的第一个孩子生下来了！”
《神秘的大佛》剧照。海能法师（管宗祥饰）正在向司徒俊（张顺胜饰）介绍修建大佛的故事。图中的画卷《乐山凌云造像图》是美术师王一特意为电影拍摄创作的。
风波再起
年1月，张华勋带着电影拷贝回到四川，进行答谢放映，影片大受欢迎，用张华勋的话说，“火得不得了”。各省市似乎也预料到了电影的火爆，纷纷向电影发行公司和北影厂发来订单，预订拷贝，当时拷贝数已经多达个。考虑到整部电影不超过20万元的低成本，这些拷贝无疑将带来令人期待的经济效益。
满心欢喜的张华勋没有料到，就在这个关键节点上，2月8日，一家大报突然刊发了一篇文章《电影中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文章批评一些电影，“出现了一种被称之为‘商业性’——单纯追求票房价值，在艺术上粗制滥造的不良倾向”，其中还点名批评《大佛》，“用瞎编硬凑的离奇情节瞒哄观众，用庸俗的形象和噱头败坏人们的胃口”。
追求票房，在今天的电影市场再光明正大不过，每个电影人都期待创作一部票房冠*影片。但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年，没有市场经济的提法，人们缺乏商业片、娱乐片的意识。那时电影最不可缺少的是教育价值，至于“追求票房价值”，被口诛笔伐似乎是理所当然的。
事实上，尽管《大佛》所呈现的商业萌芽和娱乐性，绝对有“敢为天下之先”的意思，但多年来面对不同的媒体，张华勋反复讲过，他创作《大佛》时根本没有追求所谓的“商业性”和“票房价值”，自始至终考虑的，只是人民群众的喜闻乐见。
这篇文章一出，种种批评纷至沓来，张华勋再次陷入舆论漩涡。电影尚未公映就遭到如此猛烈抨击，实属罕见。百思不得其解的他，只能将满腔愤懑诉诸笔端：“我们没有把《神秘的大佛》看作是什么‘花’，就把它当成一碟四川泡菜吧，也无非是想调剂一下人们欣赏的口味。但是绝不能因为你不喜欢吃泡菜，就非要把泡菜贬低一番不可，说它‘格调低下’，是什么‘发霉的食物’，甚至还认为喜欢吃泡菜的人也是平庸之辈，‘受到庸俗趣味的麻醉’，这样就未免有点太偏颇了。”
同样困惑的还有摄影师梁子勇、剪辑师傅正义和演员管宗祥，大家商议一番，决定以联名文章的形式进行辩白。2月16日，几位创作者带着反驳文章《“深思”的深思》以及北影厂的公函，去了那家报社，然而报社不予发表。
就在这时，传言又起，风传《大佛》将被禁映，中国电影公司已经停止制作《大佛》的拷贝。据刘晓庆回忆，当时连她给一家杂志写的文章，谈到拍《大佛》时的辛苦，也被删得一干二净。这期间，张华勋给电影局和北影厂的多位领导写过信，都不了了之。后来，他才知道，汪洋厂长为了此事，还在中宣部开会辩论了好几天。
面对业内压力，北影厂领导认为，有必要将事情的经过写成报告，向中央申诉。于是，关于电影《大佛》的申诉报告，被寄给了中纪委、中宣部、人民日报编辑部等多家单位。许多年后，张华勋在《大佛情缘》一书中坦言当年的心境：“我紧张过，担心过，害怕过，有许多晚上甚至睡不着觉，常常疑虑重重，乃至做了再挨批斗的准备……”
时代毕竟不一样了，对《大佛》的批评引发的并非全是负面意见，而是开启了一场激烈的争鸣。香港《文汇报》《参考消息》《电影艺术》等媒体，纷纷对《大佛》进行报道和讨论。《电影艺术》接连发表了三篇关于《大佛》的文章，除了导演的解释，另外两篇分别持相反的观点。
持批评观点的，是中国电影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梅朵。其观点与《电影中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一文类似，认为《大佛》没有教育意义，武打场面没有美感，制造恐怖气氛，对观众进行感官刺激，片中挖眼睛的镜头就是最突出的例证。
表示支持的文章署名是“友民”，这位作者认为，没有必要将武术片这种新的尝试一棍子打死，因为挖了一只眼睛就要禁掉一部片子，更是大可不必。“友民”在文章结尾发人深省地反问，中央一再强调贯彻“双百”方针,“在文艺开始复苏和繁荣的今天,拍出《大佛》这种片子,既不反*也不反社会主义，只是在追求娱乐性上有点矫枉过正之处,又何必大惊小怪,大张挞伐呢？”
今天回头看当时的情况，这场来势汹汹的争论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那时，保守与开放两种思想并存，文化艺术界和整个社会都在新旧思想的交锋中前行。不只是电影《大佛》，同一时期受到争议的，还有李谷一的“靡靡之音”《乡恋》，还有画家袁运生“大胆”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
幸运的是，《大佛》最终还是在舆论的争鸣与交锋中公映了。年6月29日，《北京晚报》刊出的本市7月影讯中，《大佛》赫然在列，并特别介绍：北影厂彩色故事片《神秘的大佛》是一部具有我国民族传统武打场面的影片，影片围绕着藏在大佛中一笔财产所产生的一场错综复杂、惊心动魄的斗争，表现了正义战胜邪恶的主题。
电影中海能法师（管宗祥饰）被挖眼睛的情节，引起了评论界的批评。
票房冠*
年7月，《大佛》正式上映，压在张华勋心头的大石终于落地。经历了太多波折与责难的《大佛》，公映后逆风翻盘，取得了惊人的票房收益，拷贝卖到近个，累计观看人次达到了3亿多。
观众对《大佛》的热情，从中国电影公司年编辑的观众反映《摘编》一书中可见一斑：在广州，7月6日至7月31日《大佛》映出场，观众人次，上座率高达85.8%，这样高的场次和上座率，是当年国产片中所罕见的。在上海，影片上映5天，场场爆满，更有甚者，买不到票，就在电影院门口等退票，原本0.25元一张的电影票，在黑市卖到了2.5元两张。
根据文化部电影局顾问陈播先生的报告，《神秘的大佛》从年至年底在全国发行上映以来，共有三亿二千多万人次观看。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从事中国当代电影研究的比较文学博士杨莉，据此算了一笔账：以年的平均票价0.25元计算，票房为万元，这比许多学者引用的1亿元略低。即便如此，用年35元的平均票价来计算,3.2亿人次的票房总额也超过了亿元。相比之下，截至年3月，中国有史以来的票房冠*《战狼2》的总收入是55亿元，仅为《大佛》的一半。杨莉认为，《大佛》一片“在年是当之无愧的票房冠*”。
不过，当年并没有票房的概念，和那个时代的所有影片一样，在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的前提下，巨额票房收入与导演并无太大关系。张华勋一度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看过《大佛》，他只知道，全国各地的观众来信纷至沓来，最多的一天收到过二十多封，粗略估计，当年收到的来信少说也有上千封，把所有的信件收拾起来，足足装了半柜子。他认真地读过每一封来信，发现写信的有*、*、*、民、学、士、农、工、商各个层面的人。
张华勋一直保留着这些曾给了他精神鼓舞的信件，几次搬家都没舍得丢掉。记者采访时，他郑重地拿出一沓观众来信。信件的纸张已经发*变脆，但字里行间依然可以看到观众对《大佛》的喜爱。福建厦门某部队的战士刘春法写道，《大佛》没有追随潮流风向，不像以前影片中的那老一套，敌方都是坏蛋，我方都是好人，尤其是影片摒弃了当前电影“缺爱情不可”的公式化。四川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左孝本说：“看完影片，它使我受到一次美的享受，影片展现了祖国大好河山的奇川异峰，表现了劳动人民的艺术才能。”四川煤炭局的十位工人联名写信称：“我们知道这部影片曾引起了争论，我们努力发现‘反面’之处。但是，我们因为水平有限，实在是未能有所发现……”
鲜为人知的是，《大佛》在国外也颇受欢迎。年，中国驻日大使符浩特意到北影厂观看《大佛》。据他说，日本很多朋友喜欢这部影片，他认为这是“一朵过去没有看过的新花”。年，张华勋随中国电影代表团访问欧洲，他惊讶地发现，在柏林、在波茨坦，代表团走到哪里，都能遇到《大佛》的粉丝。访问罗马尼亚时，其首都布加勒斯特正在上映《大佛》，最大的电影院门口张贴着巨大海报。据介绍，该片的票房收入超过了当时罗马尼亚所放映的其他影片的总和。
国内外观众对影片的喜爱，将乐山大佛这尊一千多年前创建的中国文化古迹推向了全国，推向了世界。据乐山市外事办公室统计，影片公映后，五年内到乐山的游客数量直线上升。《大佛》放映前的年，到乐山旅游的外宾为人次，《大佛》放映后，年至年分别为人次、人次、人次、人次和20人次。由于该片对乐山市的贡献，年，乐山市授予了张华勋“乐山市荣誉市民”的称号。
有意思的是，当初《大佛》被抨击“打打闹闹”“格调不高”，是因为影片中的娱乐化倾向和武术元素。如今，同样的原因，反而让《大佛》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不可忽视的一笔。人们提到商业片这一电影类型时，总是从《大佛》开创了新的路子讲起。这部电影也成了无可争议的新中国最早的武术电影。《大佛》公映后的第二年，香港与内地联合制作的电影《少林寺》引起轰动。年，张华勋的第二部武术电影《武林志》，口碑票房双丰收，获得了文化部年优秀影片二等奖。几乎与此同时，《少林寺弟子》《武当》《自古英雄出少年》《木棉袈裟》《大刀王五》《南拳王》等武术（武侠）片相继诞生，电影艺术领域很快掀起了一股“武术”风潮。在这场风潮中，张华勋和《大佛》是名副其实的“弄潮儿”。
时过境迁，今天再看电影《大佛》，有人感慨“年代感十足”。对此，导演张华勋也不避讳：由于种种原因，《大佛》拍得不够理想。他畅想过很多“如果”：如果按照最初的想法，武打场面全都选用精通武术的演员，如果没有停拍风波，拍摄时间更加充裕，如果电影上映前没有遭遇抨击，中国电影公司没有暂停制作拷贝……
历史没有如果，历史不能假设。四十多年前，上海电影制片厂领导石方禹、北京电影制片厂汪洋厂长和其他领导，审阅剧本时都肯定，《大佛》是一朵花。四十多年过去了，经历时间检验的《大佛》到底是一朵什么样的花？每个人都可以在重看中找到自己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不仅仅是改革开放初期一朵电影艺术的探索之花。正如文艺评论家解玺璋所说的那样：“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中国社会重要的转型期，各种势力、各种思想观念的交锋很激烈。电影在当时是个很敏感的领域，很小的一点事都可能引起轩然大波。”《大佛》一波三折的命运，正是转型期社会在解放思想中发展进步的小小印记。
（原标题：一波三折——电影《神秘的大佛》拍摄始末）
来源：北京日报记者：杨丽娟
流程编辑：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