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正是两个故事的精髓所在。《野狗》看似是神怪故事，实际表达的却是血淋淋真相。故事中的野狗子其实是暗指血腥镇压于七起义的清军，由于所处时代，不能让蒲松龄直言指责，所以只好通过隐晦的的方式来控诉罪恶，表达心中的不满。《公孙九娘》中提及于七之乱，同样也是这个道理。
那么，让我们大致来了解一下这段很少被提及的历史——于七起义。
第一次起义
于七原本叫于乐吾，在兄弟里是老七，所以叫于七，小时候家里很有钱，爷爷是金矿主，同时还是武林名宿，尤其在胶东一带很有名望。所以，综合来说，于七家是一个很有钱的武林世家。
于七的父亲于可清，曾经做过明朝的军官，在与清军交战的时候阵亡了，于可清也是武林人，还有个绰号，叫草上飞。
看起来，于七似乎家世显赫，毕竟爷爷父亲是又有钱又有名望的商人、江湖人，但是这些和他姥爷比起来，说啥也不是都不为过。抗倭名将戚继光我想大家都知道，戚继光的女儿正是于七的亲生母亲，也就是说于七的外公就是那个在中国古代史上都称得上赫赫有名的大神级人物——戚继光。
那个时候赶上明清交替，社会比较乱套，乱世最苦的就是百姓，不过乱世同样出英雄，于七作为武林世家出身，也有江湖豪侠的那种侠肝义胆，于是联合一些志同道合的武林人士，做起了劫富济贫的买卖。
客观说，于七这种行为和响马强盗其实一样，但是他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有目标之后，他先不进攻，而是一个人去谈判。举个例子，于七去了某某家，然后告诉人家，我看中你家了，你家有点为富不仁，准备劫你家，你把家产都拿出来，我看看。这个时候如果对方老老实实拿出全部家当，于七就拿走一半。如果胡说八道蒙事，那就稍后带人来洗劫一空。
也是因为这种盗亦有道的行为，所以于七很受好评，即使被他劫过的，也没太多怨言，毕竟在乱世里，于七不劫，别人也未必放过，如果被官府盯上，没准给你扣个反贼的名字直接抄家，而清廷还没站稳，自然没心思管这些在他们看来都不叫事儿的事儿。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麾下人马越来越多，自感时机成熟的于七发动了第一次起义。于七兵势很猛，可以说一路顺风顺水，进攻宁海州时，甚至把知州脑袋给搬了家。清廷此时焦头烂额，根本腾不出手来管，于是玩起了对待起义军的惯用手段——招安。于七也真给面子，同意归顺朝廷，做了栖霞的一个把总，至于到底是真心归顺还是别有所图，这就不好说了，因为在任职期间，他继续积攒人脉，个人势力越来越强，所以史学界对于接受招安的于七也有两种看法，一种是于七利用职务之便暗中蓄力，想一举推翻大清；另一种觉得，于七缺少安全感，只有自身硬，才有底牌加官进爵。
总之不管他到底怎么想的，总之他是接受了招安，做了一个不大的小官儿。
第二次起义
我们不知道于七到底是不是在酝酿更大规模的起义，总之第二次起义属于突发状况，并不在预期。
说白了，于七二次起义是因为被陷害了，当时在当地有个出名的宋二阎王，调戏了于七弟弟于九的老婆，结果被于九一顿暴打，开玩笑，武林世家子弟，又是于七的弟弟，能是好相与的吗？
不过这一下却闯了祸，姓宋的他爹是兵部官员，于是这小子跑进京城，诬告于七盖宫殿、绣龙袍等等很多，总之是要登基造反。虽然于七不算老实，但这些纯属是胡说八道，不过清廷不管，此时刚刚安定，正需要杀鸡儆猴，于七无疑是很好的“鸡”，于是清政府出兵了。
说白了，其实在清朝建立初期，对待起义军并没有什么相应的规定，什么法律法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局势，这时候正赶上需要立威，于是于七再没有得到第一次起义那样的待遇，与清军展开激战。
清政府也是大手笔，出动了二十万大军，于七自然不敢托大，召集了胶东半岛各路起义军，进入牙山应战，结果意料中的大对决没有出现，双方反而展开了拉锯战，一打就是两年，清军也没有想到于七军如此顽强，可以说恼羞成怒，但就是打不进去，最终依靠调来的红衣大炮，炮轰牙山，这才打破了战局平衡。
最终，于七起义失败，兵将所剩无几，他利用金蝉脱壳之计趁乱脱身，使得清军将满腔怒火发泄到了无辜者身上，酿成了人间惨剧。
他们在牙山附近烧杀抢掠，所过之处可谓寸草不生、鸡犬不留，一时间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后来牙山下建的血灌亭就是因此得名。
牙山附近被夷平还不够，于七家来不及撤走的人员被清军残杀五十余口，无分男女老幼，亲戚朋友、街坊邻居更是被杀了三千多人……总之，连同杀死的起义军、牙山百姓和于七老家的受牵连人员，总共十多万，清军用他们手中的屠刀，勾勒出一副修罗地狱图。
《聊斋志异》本是神怪小说，但每一个故事背后其实都有蒲松龄的特殊表达，说白了，人世间最可怕并非什么魑魅魍魉、画皮狐仙，而是以人为名的衣冠禽兽。
蒲松龄本身就住在那附近，感受比别人多，但是迫于清政府的淫威，他不敢明目张胆的指责或者谩骂，毕竟那时的文字狱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他写下了颇有讽刺意味的《野狗》和《公孙九娘》。
其实蒲松龄不仅仅代表自己，这也是民间对清政府惨无人道的血腥镇压不满的一种普遍态度，然而他们却只能继续在这样的统治下生活，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