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注定将是我后半生持续修改次数最多
倾注心血和时间最多的一篇文字
——请原谅在素材稀缺
岁月久远记忆含混等诸多不足前提下
就敢贸然敲击键盘——
除了对母校的一片“赤子之心”别无其它。
-,我的三年初中生涯是在青铜峡市邵刚中学度过的。
在我就读过的所有学校里,它给我的记忆最深刻。
毕业26年,关于母校的历历往事似乎就发生在昨天,也或者说,我从来就未曾远离。
年7月,我从长春的一所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参加工作。
同年深秋,母亲生病,我请假回家探望。先是坐火车到银川,而后从银川坐长途车到小坝。
待到小坝张岗汽车站,暮色苍茫,已经没有直达二旗村部的班车,只能先坐到邵刚再想办法。
到了邵刚,天色全部暗了下来,遇不到熟人,也没别的办法,只好背着行囊步行回村。
从乡上到我家所在的二旗村五队,有3公里路程。
那个时候总感觉道远,不像现在,对我这样的跑步爱好者,可能一个“趟子”就“颠”回去了。
没办法,形势比人强,只能“腿”着。
从乡上的十字路口向西,1公里外就是我的母校邵刚中学。
这段马路堪称邵刚乡的景观大道,道边两侧是一排松树,一年四季,绿意盎然。
马路北侧,从东往西依次坐落着乡粮站、农业储蓄所和乡卫生院,再往西是成片的稻田和绿树簇拥的果园。
时隔多年,道路两侧都有什么样的建筑,甚至是哪棵醒目的树长什么样,漆黑中我都能感知的一清二楚。
母校越来越近,步伐顿时变得轻快,心中泛起莫名的欢悦。
当天不是周末,站在马路北侧的校门往里眺望,一条长达百米的石板路直通校园中央处的主席台,那曾是这座学校的标志性建筑,一切还是旧时模样。
主席台上的北侧一溜东西平房,正中是学校最大的会议室。
尽管我在上学时只偶尔进去过一次,但是能深深记住里面有个椭圆状的长条会议桌,围着会议桌里外都是挨挨挤挤的黑色折叠椅。
墙上依次挂满了这所学校的过往奖状和荣誉旌旗。
但是,很遗憾,相信在这所学校就读过的百分之九十九的学生,都没有机会进到这个会议室里看上一眼,更没有机会目睹那些历史荣誉。
也许在校方领导人看来,这并不重要,在我个人看来却非常重要。
一个学生非常有必要了解自己就读学校的前世今生,只有这样,才会由内而外产生出一种自豪感和荣誉感,最终含化为奋进的力量。
主席台东西两侧,是比肩的两座三层教学楼,西侧的那座比东侧的早建好几年,我们94毕业班有幸在初三那年搬了进去。
我们的教室就在三层最西侧的那间,沧海桑田,不知来来往往了多少师弟学妹。
这两栋楼曾是整个邵刚乡仅有的三层建筑,好像目前也没有超过它们的。
第二高应该属于已经拆迁了的“乡礼堂”,相信四十岁以上的邵刚人会对那个曾经的影剧院“大礼堂”有非常清晰的记忆。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邵刚乡的第一栋楼房诞生在了当地的最高学府,放在古代,乡绅和百姓是一定要敲锣打鼓给教育部门送匾的。
一切都是那么熟悉,沿着中央的石板路向校园深处走去,走着走着就走到了礼堂后面的家属院。
我的初中同学杨梅家就坐落在第一排靠东边的一个小院里。
彼时只知道她已从银川毕业分配到了立新乡。很久没她的消息,既然到了她家门口,就有必要进去看看她的家人。
出来迎我的是杨梅的母亲,她一下就认出我,把我让进屋子,又是倒水又是洗水果,还立刻让杨梅的哥哥去隔壁喊杨梅的父亲回来。
很快,杨梅的父亲杨雨春老师就赶了回来。
杨雨春老师曾担任过我们的音乐老师和地理老师。
多年不见,竟然一点不显老,还是那么和蔼可亲。
关于他的资历和名望,实在无需赘述了,土生土长的邵刚人大概都知道。
也许是少了从前的那种师生束缚,我们非常平等地展开交流,聊得很投机。
老两口坚持要给我弄点饭吃,我谢绝了。
当晚是杨梅的哥哥骑着自行车把我送回村子。
杨老师和杨师母把我一直送到家属区外,目送我的离去。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们。
每次回到小坝都想着去看看老两口,却总是未能如愿。
想必他们也都七十多的高龄了,我不会忘记那个夜晚他们对我的盛情款待,他们不仅仅代表我的同学杨梅,也代表我深深眷恋着的母校。
一个学生对母校情感的浓度,不取决于学校本身,而是在这所学校认识的人,经历的事。
其中又以老师所起作用最重,学校是模糊、宏大的,而老师是具体的、丰富的,老师的言传身教对学生的情感厚度起决定作用。
自那以后,也就是年至今,我再也没有踏进过母校一步。
年,我曾想过组织一个毕业二十周年的同学聚会,因为身在北京的缘故,精力和时间都不允许,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这些年,几次回乡路过母校,都忍不住张望,杨老师一家早已搬去小坝,曾经教过我的老师也都调离了这里。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校门口那一道严丝合缝的电动门,冷冷冰冰地往那一横,无形中阻隔了我和母校的“距离”。
出于学生安全,现在的学校都是封闭式管理,可以理解。内心深处,我很想再进去看看,但是以我的社会阅历,相信一定会被传达室里的门卫拒绝。
我解释不清自己的身份和进去的目的。物是人非,即便进去了,也徒增伤感罢了。
邵刚中学在我就读的那几年里,负责传达室的是“老马老师”,一个非常矍铄和蔼的小个子老头。
家是李俊还是莲湖的记不清了,就觉得这个人气质不俗,言吐不凡,常年穿着一件黑色中山装,身板笔笔挺挺,头发梳的干干净净,上衣兜里始终插着一支钢笔,一副老派知识分子的风范。
老马不仅负责看大门和全校报纸信件的收发,也负责上下课打铃敲钟——那具比花盆还大的钟就挂在主席台东侧的一棵树杈上。
老马打铃非常准时,他的胳膊上有块明晃晃的老上海手表,总是分秒不差。
初二时,我曾给山西临汾的《作文周刊》编辑部投过稿,当时我不知道信封上怎么写,把收信地址和寄信地址写反了,老马为这事刻意跑到我们班里来找我。
可是我没钱再买信封,老马想了想,把我带到传达室,拿出小刀,轻轻地把信封上写错的地方刮掉,然后一笔一划地替我重写,那一刻,一股暖流从心底冒了出来,心里暖暖的。
传达室不大,收拾的井井有条,面窗是一张办公桌,书刊报纸摆放的整整齐齐,里面靠墙是一张单人床。
各种物品归置的让人觉得舒服,当时我就在想,此生我要是能像老马,有这样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那这样该有多好。
后来和老马熟了,就常往他那里跑,有时候体育课还主动要替他去敲下课铃。
在我心目中,老马无论人品还是学识,胜任一个小小的中学校长绰绰有余,怎么就沦落到看大门的地步了呢,这始终是我心中的一个谜。
几十年过去了,不知道老马还在不在世,我常常会想起他,想起校门口东侧那个小小的传达室。
年时,我刚刚开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