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月，88岁高龄的爱尔兰贵妇德莱尼夫人多日来一直感到头晕恶心，食欲不振。虽然在那个欧洲人普遍活不过50岁的年代，德莱尼夫人活到这个岁数基本上已经算是上帝保佑了，但是面对着迫切希望续命的德莱尼夫人，德莱尼家还是聘请了都柏林最好的内科医生来对老妇人的病情进行诊断。
在简单地检查过后，医生注意到了德莱尼夫人多日来高烧不退的情况，面对着家属有关病情的询问，医生轻描淡写地说道夫人的情况并无大碍，只要给她放放血就能痊愈。说罢，医生从医箱中拿出了一把锋利的柳叶刀，直接给德莱尼夫人的两只手腕上划拉了两下，两股猩红的鲜血直接从夫人的手臂上喷涌而出，从来没见过这个场面的老贵妇直接昏死了过去。
在接下来两个月的时间里，德莱尼夫人足足被放了能做十几碗毛血旺的鲜血，这么一番折腾让这位本就年老体衰的老贵妇直接走向了油尽灯枯。仅仅一年后，德莱尼夫人死于放血引起的并发症，而给德莱尼夫人放血的医生没有受到来自家属和当局的任何惩罚。
自古希腊时代到二十世纪，放血疗法几乎是刻在西医DNA里面的技艺和骄傲，医生们各个都练就了娴熟的刀法，谁要是胆敢质疑放血的功效，那他绝对是个假欧洲人！
（一）
年前，有希腊扁鹊称号的希波克拉底提出了影响欧洲医学二千年的“体液学说”。他认为人类的脑、肺、胆囊、脾会生产出血、痰、*胆汁、黑胆汁这四种基本的体液，而这四种体液的不平衡便会引发疾病。因此，只有通过放血、呕吐、排泄这些物理方式排出多余的体液，人类的身体才能回归到健康的状态。
到了罗马时代，希波克拉底的“体液理论”被称为罗马华佗的盖伦先生进一步给发扬光大了。作为希腊医学的脑残粉和忠实拥护者，盖伦极力宣扬放血在治疗疾病上的重要性，在具体操作手法上，盖伦非常嫌弃娘娘腔式的放血手法，认为只有对准动脉划拉刀子才能体现罗马医学的豪迈，这种真男人式的放血手法才能保证病人要到病除。
在那个没有印刷术普及的年代，盖伦医生燃烧着自己的青春，爆肝写下了超过两百万字的医学著作。极高的人气和其它人望尘莫及的产量让盖伦的医学思想成为了欧洲医学当之无愧的权威，而盖伦极力推崇的放血疗法也成为了罗马医生治疗疾病的标准治疗手段。
随着西罗马帝国在5世纪的灭亡，许多由拉丁语和希腊语写成的医学文献四散飘零，在接下来几百年的时间里，整个欧洲几乎都找不到几个接受过正规传统训练，正儿八经的医生。直到11世纪末期，本笃会修士君士坦丁.阿非利加收集了大量流传到阿拉伯世界的罗马和希腊医方，在意大利南部的卡西诺山开始将这些已经被翻译成阿拉伯文的西方医学经典重新给翻译成拉丁文。
在所有这些翻译的作品中，放血疗法的高频出现让饱受愚昧笼罩的欧洲人感受到了来自伟大祖先的智慧。中世纪的人们不加思索地将这样一种传统疗法运用到各种疾病的治疗上，整个欧洲又一次重现了昔日罗马医生遍地放血的景象，其中也包括深处欧洲边陲的爱尔兰地区。
（二）
长期以来，爱尔兰都是欧洲的一片净土，虽然不能说穷得掉渣，但绝对属于是鸟不拉屎、贫瘠寒冷的地区。它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的区位优势也让好战的罗马人对于征服这么一个岛屿没有一丝一毫的兴趣。因为贫穷与偏远，在公元后近年的时间里，爱尔兰人都和他们的小精灵们过着与世无争的淳朴日子。
然而即使是这样一片乐土，爱尔兰人在医学实践领域也早早地受到了放血疗法的污染。自罗马人从隔壁的大不列颠岛撤离后，外来户盎格鲁—撒克逊人便火急火燎地登陆了爱尔兰，与当地原住民展开了亲切友好的物理交流。
精神与肉体的碰撞让爱尔兰人接触到了许多来自欧洲大陆的新东西，放血这种医疗手段也终于出现在了爱尔兰人的文献记载中。在九世纪，一位年轻的爱尔兰女性被当地医生诊断为纵欲过度，为了减轻她的欲望，医生将一根铁针插入她的手掌之中为她进行医疗性放血，直到最后没有一滴血流出。
虽然爱尔兰的医生们接受了来自欧洲大陆的放血疗法，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放血仅仅是作为治病的一种辅助手段。在爱尔兰古代的医学文献中，提及放血的篇章仅仅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很快，随着教会的到来，无论爱尔兰人自愿与否，他们很快就过上了不得不放血的日子。
随着诺曼人在12世纪的到来和爱尔兰教会的成立，修道院开始在爱尔兰的土地上遍地开花，配套的天主教秩序和教规也开始影响到爱尔兰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每一所修道院中，医务室是最重要的一个房间，在基督教圣人圣本尼狄克看来，医务室是为身体虚弱的兄弟们特别准备的福利，其中敬畏上帝、勤勉细心的仆人将为给教会兄弟们提供无微不至的照顾。
然而不同于现代的医务室，修道会的医务室大部分时间都在给教士们进行定期放血。在天主教看来，定期放血有助于教会同志们的身体健康。一些修道院甚至会强制规定教徒每年放血四次，而作为表率的教长必须要放血七次。
作为天主教会的神圣仪式，放血后的教徒会受到最高规格的照料。他们不仅能在医务室内修养三天，还能获得更好的食物和许多不被允许的权限。医务室的壁炉内也会升起火堆。来减缓教徒的血液流出。
鉴于中世纪的欧洲几乎没有任何消*措施和医疗保护手段的存在，在很大概率上，放血的直接结果便是让教徒更快地见到上帝。年，博伊尔的修道院院长奥梅尔.布伦纽因死于放血带来的并发症。这一事件在爱尔兰的宗教史上具有极重大的意义，因为他不仅是爱尔兰修道会历史上第一个放血的教长，也是死于放血的第一人。
在对待定期放血这件事情上，爱尔兰本地的修士们在看到教长的惨剧后，虽不能说是严格遵守，但绝对可以说是阳奉阴违。在一个来自英国修道院的院长对爱尔兰教会进行巡视后，他惊讶地发现爱尔兰人对这一神圣的义务表现得相当不积极。
随着爱尔兰与欧洲大陆的文化接轨渐趋稳定，爱尔兰人对于放血的疑惑逐渐消失了，他们很快就变得和其他欧洲人一样，成为放血疗法的坚定拥护者。
（三）
在中世纪，虽然欧洲的医生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放血的功效，当时在那个理论家和嘴炮侠鄙视实干家的年代，深处鄙视链顶端的内科医生完全不屑于干给人放血这种如同杀猪匠一般的粗活，而外科医生也觉得给人放血完全无法体现自己的专业价值。在双方的推诿下，放血的操刀人最终落到了常年拿剃刀的理发师手中。